文革系列专题之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王任重跟我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一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一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装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晚，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上，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没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出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们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气。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已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来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明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虑，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

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会全会以后，首都高等院校按照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前五十多天中受到压制、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少数派，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的少数派组织，中央广播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医学院的红卫兵，北京邮电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红旗”造反团，北京矿业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化工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等等。

他们的活动范围首先是在校内，以后发展到领导机关（部委或省市委），然后进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相结合。

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当然，作为具体的组织或个人来说，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

他们的行动一方面遭到某些派出工作组的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阻挠、抑制，另一方面又受到那些原来支持工作组、工作组撤离以后按照工作组的意志组织起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的反对、抵制、干扰。

2013年8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