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之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七月十一日听过斗争王铁成的练兵会后，王光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并且对王铁成同学也是上纲再上纲。她说：“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王铁成则是更露骨的。各有各的特点。”

在谈到王铁成的处理问题上，她说：“大家说他是反革命，他自己表面上也承认是反革命，不宣布戴帽子，他如果改造，有实际行动，我们把他放在清华园，革命师生监督改造他。如果不改造，随时处理。”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后来曾对我讲，本来还要讲家庭出身好的人反对工作组应如何作，后来想放到斗李小忠大会时再讲，因斗李小忠的会没开成，所以也就没讲了。为了让犯“错误”的同学悔改，把她四清时的幻灯队找来放幻灯，加强“思想工作”。

在工作组的高压政策下，王光美以国民党训政的办法对待群众，由害怕群众运动而滑到了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连我们这几个铁杆的保工作组的在一起开会，王光美也认为是非法，因为没通知工作组。贺鹏飞等同志后来对她很有意见，不想找她，她又质问我，为什么贺鹏飞他们不来了。弄得我们很不好处理。

斗学生在这时已经达到高潮了，但七月十六日叶林突然声明把运动中心立即转向黑线，而在此以后，王光美也就很少与我们接触了。

后来，大概是听说工作组要撤走，就急急忙忙搞选举，这事实与《闪电》揭发的一样。

七月底，她突然离校，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讲到什么关键问题，也没有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更没有说把蒯大富同学打成反革命是对还是错，就是这样，王光美也怕得要死，坚决反对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我想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时，她就威胁似地说：“你到底动摇了啊！”贺鹏飞等人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本质的认识，过于迷信自己的母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造反，尽管自己同意他们这张大字报，但始终也没在上面签字。

七月二十九日晚，王光美回校来。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刘少奇给定的调子，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她对各系工作组长说，现在也好嘛，检验一下我们两个月来的工作到底如何。又大讲工作有成绩，企图压制群众起来造反。中央早在十几号就指出不同意组织一派学生整另一派学生。而她直到这时还认为斗蒯大富同学没斗错，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三十一日（大约）周总理接见我们之前，贺、乔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工作，使自己初步认识到应当抛弃私心杂念，个人感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跟王光美谈起时，她还十分傲慢地说：“看谁跟毛主席跟得紧吧！”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回去过。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象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王光美在校的四十几天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官做老爷，用“训政”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很不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顽抗，企图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关。

下面我再讲讲工作组撤走后，刘少奇、王光美的言行。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晚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一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

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