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点燃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着旧世界猛烈冲击，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最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一些群众，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就要彻底砸烂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的。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问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 从六月四日以后，就是我们几个高干子弟凑在一起，长期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共同战斗，还自以为我们最革命，最敢造反，自封为“左派”，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下去也必然会摔跟斗的。 工作组进校后，刘少奇给过我一些黑指示，现在我把自己所记得的揭发出来。 一个是关于文斗武斗的。六月中旬，在北京许多学校中有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他让我们出一张大字报讲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中贴的那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按刘少奇的说法写的。 六月十八日有一个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了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以上就是在工作组撤离学校以前刘少奇的一些指示。 我再讲讲王光美的情况吧！六月中旬，王光美就想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当时是去清华还是去师大一附中还没肯定。究竟为什么她选中了咱们学校。这个原因她没有跟我讲。在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实际上已经决定到清华来了。 后来据刘少奇跟我讲，当时给了王光美三个任务：1.到清华的一个班或一个系蹲点。2．了解一些情况向上反映。3．让她自己锻炼。她到清华来的目的是不是象王光美在她的检查里所提到的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的工作和问题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大多数，以痛击清华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不是光看宣言，主要是看她的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吧？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她来校看大字报。看了刘才堂同学的大字报后，她就问我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具体的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晚饭时她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围她的同学，声明是少奇同志派她来看大字报。工作组的同志为她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冲破了她称为“拉合尔式”的包围。晚上到了工字厅，在工作组长和各系文革负责人的会上哇喇哇喇地说开了（这有记录，以后可以全文公布，我现在拣重要的谈）。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她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的第一天就讲了这样的话。当时在学校里同学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游了街，同时冲破了工作组的框框？到学校各个单位比如食堂、工厂去串连，确实有些乱。但这个“乱”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这个“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破了旧秩序，建立了新世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乱呢？乱子多，恰恰说明群众运动没有被工作组压下去，而王光美却在这里大加指责，居然怀疑到这些是什么幕后人在捣乱。从这可以看出，王光美一来就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神神秘秘地来到了清华园。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正式充当了一名不普通的工作组员。她当时为什么不敢见同学，要保密呢？她说怕同学围，挤伤了人，其实这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是同学老是看到你，还用得着围吗？你是真正想接近群众呢，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皇后”的地位呢？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向叶林汇报工作时，王光美又以不平凡的工作组员的身份向我们发了指示。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隔一段时间听群众批评，让他们检讨，看是不是能通得过。通得过就可以上阵。（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辅导员、班干部等开了多次检查会也下不了楼的原因）最后又说：“领导小组要纯。”这个纯是怎么个纯法呢？难怪有很多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志从领导小组的核心被清除出去了。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它真是象王光美后来所讲的是假左派自己跳出来，是蒯大富同志挑起的辩论吗？不！其实这是阴谋！是工作组一手搞的政治陷害事件！早在六月十四日，叶林就曾经让我们组织围攻王铁成同学的大字报。六月十九日就说有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目的是要夺权。而在六月二十二日又提出两条战线，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同学等人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讲的一条黑线，一条白线。后来王光美又说没有什么白线，就是一条黑线。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同学当成黑线人物了。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一、蒯大富同学这一派。二、王铁成。三、许克敏谈话纪要。四、有人怀疑郭影秋是黑帮。五、女生食堂的问题。六、中国青年报社论是大毒草（指《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七、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记不清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这“七股歪风邪气。不打击不成，否则就“没法向修正主义中央开火”，并说这不是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斗争本身的性质就是夺权，夺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并且布置了批判蒯大富同学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批判他要夺谁的权；3）驳怀疑一切、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工作组当时要我们在他身边引起大辩论。而且把时间确定为当天晚上。这时蒯大富同学与工物系同学辩论也达成了三条协议，于是就将计就计。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不要纠缠在‘电话事件’上，（电话事件纯粹由于是她自己要搞的，别的人为了给她保密而造成的。）辩论要抓住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大会上讲“我妈妈说……”的原因）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之后，他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队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和前校党委有联系”。当时她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为了打击革命派，不惜耍阴谋、放暗箭。另外她还讲到“文化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有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队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队一块干革命”。这一篇谬误百出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宣言书。请看，反蒯的理论不就是出于这里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逻辑不也就是出于这里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也出于这里。 真正的革命左派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早就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也讲过好干部的三个条件，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的压制下，他们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敢于起来造反，敢于起来革命。而王光美却对此害怕万分，拼命地定调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假左派。”还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谓“党的组织纪律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可是王光美却要我们听工作队的，实际上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干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我们当时对于王光美还是十分信任的，我自己的奴隶主义又是十分严重的。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尽管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看过蒯大富等同志的大字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假左派，以至后来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反蒯”干将。我在这里向被自己压制过的同学、向受自己蒙蔽的群众赔礼道歉。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自己这一派的）去开辩论会了。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很多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今天晚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这派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夹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象资产阶级议会一样，我们也确实受了他们的影响，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当时王光美所讲的话，就象后来《闪电》所揭发的那样。 为了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王光美大打出手，不辞辛苦地筹备了斗争学生的大会，残酷地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还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她到底是怎么样导演这几次残酷的斗争大会的呢？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一次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来辩论呢？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没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反对工作组的这些同学，确实是炮打司令部，但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王光美说：“他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包庇，配合保护黑线。”后来听说蒯大富在城里的时候，她说：“如果叫他，他不来的话，更说明他是搞地下活动，他就是参加他们那个地下组织的会而不搞由党组织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当天晚上开了第一次斗争蒯大富同学的大会，王光美坐在甲所听实况。第一个发言的是蒯大富同学，她会后说“我越听越生气，几次想打电话让你发问”。她说蒯大富同志发言之前先读那么多语录，简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她听了蒯大富同学发言后气上加气，给贺鹏飞发言层层加码。这次大会后她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没有能把她要讲的话讲完，尤其是还没有驳斥“蒯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实际上这说明她十分惧怕而且污蔑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决定七月八日再开一次大会。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王光美对我们讲，。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工作组。与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若不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没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在讲到赶走工作队时，她说“把现在的工作队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了解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是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并阴险地让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在辩论过程中就使党员表态、下楼，这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当时表示怀疑工作组，这些党员干部就无法下楼，老是在那挂着。无法参加运动。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最后给工作组定调子，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王光美对斗争学生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每个人发言如何上纲，如何分析甚至于发言人是否拿稿子都想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卖力气，确实是象毛主席讲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因此她越是卖力气，就越是残酷地镇压了群众运动。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在那天晚上，王光美又坐在甲所，直接操纵会场，多次给我打电话要给蒯大富同学上纲。斗争蒯大富的大会开了两次，“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的帽子在同学头上挥舞着，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学生斗学生仍继续进行。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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