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大搞私有化，彻底瓦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姓社姓资不争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掩盖之下，采取从“联产承包”到分田单干，从只许“带学徒”、“请帮手”到允许公开顾工，从丑化批判大跃进到取消人民公社，从“土地流转”到“公司加农户”和发展“种粮大户”，从“国退民进”到“抓大放小”，从股份制到“转型”“改制”“接轨”等“从上到下慢慢演进”的方式，逐渐地把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农业变成为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国有企业贱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逐步的从制度上淘空公有制经济。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痰垢计”、“障眼法”和“变通法”等手段，把公有制引向没有退路的绝境。反过来，又再来一个“乘人之危”，无中生有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从而认定公有制计划经济已无可救药。于是便利用既能为资本主义补课保驾护航，又能斩除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刃剑，硬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暗中斩首。 据（早在2005年）有关报导，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可现在国有的９０％的小企业和７０％的中等企业已经改制成为私有企业。前时“……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又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等六大领域数十个行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资掌控的行业”（8）。现在，“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占国内GDP已超过40％，私人经济占国内GDP约30％，而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只占国内GDP的27％”（9）。其实，农村的联产承包、“土地流转”、“公司加农户”和“种粮大户”等，早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就是那些所谓的国企和银行的股分制，也完全是属于私有制范畴的，而且大多数早就已经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权贵资本主义”（10）。至于商业和其它各类行业，早就已经私有化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早就已经被瓦解，至今仍在到处高喊的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完全是自欺欺人，实质上早就已经是全盘私有化了。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等的掩盖之下，现今“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11）。 这就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打下了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必然的要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必然的要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客观实际证明，我国的上层建筑早就已经转而为这个全盘私有化和附庸化了的经济基础服务了。 八、推行卖国投降的外交路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始至终推行一条与国内相适应的“韬光养晦”、“嫌贫爱富、背马行修、弃社投帝”的反革命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硬是不惜丧权辱国，不惜国际共运的毁灭而厚颜无耻地拜倒在美苏等帝修反的脚下俯首称臣，乞求所谓“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 在这条反革命的卖国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指引之下，我国不但不支持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而跟在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是什么“恐布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对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战争，不但不站出耒公开反对，反而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甚至投赞同票。对于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正义斗争，不但不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反而跟着美国看其脸色行事甚至公开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予以反对。 对于我国人民群众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关一些游行抗议活动，也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阻拦。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国内的人民群众，动辙大肆屠杀。可在外国人面前却谁也不敢得罪，甘当毕恭毕敬的孝子贤孙，甚至不惜出卖国土。面对我们的军舰被无礼搜查，渔船被打沉，飞机被击落，大使馆被轰炸，印尼华人被屠杀，领土岛屿被占等等，我们竟连屁都不敢放。据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底，我国同俄国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条约”，承认了当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例不平等条约，出卖了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国土。２００４年《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之后，据说又失去了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据2011、7、9毛泽东旗帜网《“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与当今中国的海洋主权问题》披露：“我国在南海与东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使我国南海，东海，台海，各种危机此起彼伏。南海一些国家挟美国以自重，甚至与中国摆开不惜一战的架式。越南已经占领了中国2８个岛礁；菲律宾占了８个；而日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 在这条卖国投降主义外交路线之下，在国内，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邓小平资本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在国际上，一是由于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而促使许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日益抬头而葬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由于以反革命的卖国投降身分低三下四地乞求所谓的“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从而有力地鼓舞、帮助和推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笼断。从而，使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反过来又进一步地保护和促进了邓小平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完善。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封建宫廷政变即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政变篡夺党政大权得手之后，经过邓江胡三代的苦心营造，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这些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催生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旗帜。 在这面特色旗帜的指引之下，巧妙而狠毒地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晃子而暗中“改弦昜辙”。即采取指鹿为马、“打左灯，向右拐”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恶毒手段，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替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而暗中改换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进而暗中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性质。进而逐渐地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高薪贵族特权阶层。进而使原来刘邓所推行的那条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得以灰复和完善。 从而沿着这条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通过“从上到下慢慢演进”即“和平演变”的方式，巧妙而狠毒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彻底地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叛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从而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硬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全面彻底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形成了一条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朝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向前进。 从而终于实现了邓小平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从原来左边的那条（所谓）坑坑洼洼的计划经济的乡间土路，转向右边那条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好夙愿。 从而导致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逐渐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地保护和促进了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从而硬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诱（迫）使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早就已经变成为一个还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四座大山”，压得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各式各类的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日以巨增。据前些年官方统计，全国有两千万党政干部，已查处了八百多万腐败犯罪分子，实际上被查处的只是少部分。据有关方面估计，全国包括未查处的贪官腐败分子，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现在早就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数字了）。有资料显示，“自1992年至2007年6月底，中国许多副厅级到省部级以上的贪官携款外逃，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达一万亿元以上”（那些许许多多的老板、商人等外逃携带的那一部分巨款就更不用说了）。 据（前些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过去三年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发现有十大系统性腐败，包括金融、公共支出、国有企业私有化、乱收费、垄断行业、资本外逃等系统的集体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一万三千亿元，相当于过去三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值的百分十四点五至十四点九。单就金融业涉及诈骗、破坏经济秩序、不良贷款等腐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五千四百七十亿元。而包括电力、电讯在内的其它垄断行业的损失高达五百三十亿元。另外，仅2004年一至九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汁，无数卷款私逃外国的党政干部，偷盗国家公款高达数亿美元。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85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还要）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就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整个县委机关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都是官”。“安徽省安庆市某事业单位科室原负责人王成不仅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还制定了再受贿与玩弄妇女800名的‘宏大’年度计划”（12）…… 如此等等，“进入本世纪后，（更是）愈演愈烈，年年有大案，案案有大官，确是到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地步”…… 在所谓“高薪养廉”的掩盖之下，我国“高、中级公务员的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收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消费一般只占全部消费的10%左右，而我国2007年则占到28%”（13），且朝着逐年增长的趋势发展。早在“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就超过了5221755辆（现在不知又增加到了多少？！），一辆公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14）。我国“‘三公消费’（公费吃喝、公费娱乐、公费出国旅游）……一年达9000亿元”（15）之多。“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以清廉著称于世的人民政权，变成为贪污腐败流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政权”（16）。国外评论，中国早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外逃国、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国”。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官二代、富二代悄然兴起，“中共太子党商界展鸿图”。有资料显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17）。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共拥有财产20450亿元……他们的财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18）（这只是2006年的数字，现在不知又上升到了多少？！）。有资料显示，我国“91％的高干子弟是过亿富豪”。 另据毛泽东旗帜网2011.5.19田嘉力《中国“第六个不搞”：不搞资本主义》一跟帖所载：“……据大陆网友调查，目前中国太子党掌握资产排名情况：1. 王震之子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市值七千零一十四亿元；2.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元；3. 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四十四亿元；4.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公司市值八百三十八亿元；5.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四百七十六亿元；6.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北京Unihub总裁，公司市值四百三十三亿元；7.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公司市值一百七十六亿元；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公司市值九十九亿元。9. 李鹏之女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公司市值八十二亿元；10. 王军之子，王震之孙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公司市值七点七亿元”。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住房难难于上星球！2005年2月23日《东方今报》报道：“在1月下旬几天之内，清华大学36岁的讲师焦连伟和46岁的著名学者高文焕因过度劳累和过度压力而相继去世”。“焦连伟家妻儿老母三代只有40多平方米的住房”。焦、高之类,“绝非个案……”。“孩子、孩子教育、职称、经费、住房，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试想，连堂堂清华大学的讲师和著名学者住房都是如此之难，广大的劳苦群众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们还能往得起房子吗？！难怪人们常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八零后结婚住不起房子、不敢生孩子的大国 ”。 可是，供那些少数有钱人享受的贵族饭店、贵族宾馆等等应运而生。私人豪宅、高级别墅、富丽侈华的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2005年9月9日《东方今报》报道：“2005年中国超级豪宅榜岀炉”。“上海檀宫、广洲汇景新城和广州新海湾花园名例前三”。其中“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上海檀宫”,“单套最高价1.5亿元”。2011年初中央电视台披露，又一处难以用数字来表达的私人“海上皇宫”惊现深圳。“在深圳小梅沙山顶的一处富翁别墅里，仅一个马桶就价值20万元，家中共有8个卫生间，仅马桶费用就达160万元”（19）。在北京，供那些有钱人居住的高级楼房，竟高达50万元一平方米。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广大的人民群众看病难难于上青天！有资料显示，河南洛阳竟有“一床八千”的“天价病房”(现在全国何止才只一个洛阳有“天价病房”即贵族病房？！又何止才“一床八千”？！)供“富者周游”享受？！而穷苦百姓却因无钱看病、住院而在家等死或跳楼自杀（包括病人的家属）等比比皆是。 我国人口占世界22％，而医疗卫生资源却仅占世界2％。国家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有48.9％的人无钱看病，实际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广洲社情民意中心调查显示，83％的人认为看病贵看不起病，29％的人无钱住院。200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8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有“90％的人对近10年来的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时至今日，人们照常不满意甚至更加不满意。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上学难难于上刀山！富人们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竟可以隨意入校、入好学校而欢天喜地，或出国留学镀金而升官发财。而穷人子弟却费尽千心万苦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竟因无钱而被拒之校外(何止才大学？！)。 国家教育部原付部長张保庆说：“现在的大学学费已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也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20）。试想，一个堂堂国家部長级的高工资还得加上夫人的工资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我们那些广大的劳苦群众又该怎么样呢？！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那些老板权贵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养情妇包二奶妻妾成群，而那些劳苦壮汉却连一个残丑老婆都找不到……难怪人们常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有一亿神经病的大国，是一个有一亿民工子弟打光棍的大国”。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及其一切劳苦大众，又逐渐地变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奴隶。据多方资料显示和无数客观实际表明，由于在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双重统治下，当今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等各方面所受的剥削压迫，比世界上其它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所受的剥削压迫都要更加残酷得多。抛开诸如“黑砖窑”、“血汗工厂”、“五毒矿山”等等之类先不说，仅“富士康五个月的‘十连跳’”（21）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当今之中国，又何止才一个“富士康的‘十连跳’”？！“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全世界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60万——70万，（而）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20万——25万，是世界自杀总死亡人数的1∕3强……（为）世界第一！”。有资料显示，改开以来，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00多万。 对于中国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压迫的情景，连外国人也看不过去。“据(2010年)9月27日‘中国经济网’报道，欧洲议会呼吁成员国停止从中国血汗工厂进口商品，以遏制一些工厂残酷压榨劳动力的行为”（22）。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误导之下，不但“先富”没有带“后富”，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使城乡、地区、工农、体脑、干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更加造成了在全世界最典型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悲局面。“2009年中国前40位富豪的总资产，从2008年的520亿美元翻番到1060亿美元。即每位富豪的总资产从130亿美元增加到260多亿美元”（23）。“中国前1000名富豪平均财富比两年前增长了64％，比去年增长了26％”（24）。“据香港《经济日报》2010年4月2日报道，中国1000万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10亿富豪有1900名，百亿富豪140名”（25）。据《法治晚报》报道，2011年内地富豪财富总额已是2005年的70多倍。 多年来，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那些弱势群体们硬是始终被高通胀、高物价和“新三座大山”等压得喘不过气来。而那些资产阶级的“精英”们、老板们、贪官污吏们和那些千万亿万富翁们却照常抛金如土、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朱门酒肉臭。“从千元、万元到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数千元一条的香烟、数万元一套的内衣”，六百多万元一瓶的茅台酒等等，仍“不断互相攀比，花样翻新”，“向（着）极端化畸形化尖端化”（26）发展，使我国变成为“一个奢侈品消费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第二大国”。 我国“1964年吉尼系数（标志贫富差距）为0.184，1978年为0.2，1984年为0.24，90年代突破0.4，2004年为0.47，目前又由0.48增至0.57”（27）。世界银行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而我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成为全球财富集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据（《旗帜文萃》2010.11.62）显示，我国实际是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世界银行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事实上，它已经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28）。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我国的老百姓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了。“我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29）。“我国人均消费仅世界……倒数70名左右”。“目前美国……个人消费率大体为70%左右”，而我国“1978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为48.8%……但……2008年（下降）为35.3%……2008年同1978年相比……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而这个“消费率”主要是在少数富人们的身上，大多数的老百姓却所占无几。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0％”。“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30）。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有所提高，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一路走低，现在只占35％，比解放初还低……”（31）。“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另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按联合国每天每人收入低于1美元计算，我国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不包括城市穷人）在贫困线以下”（32）。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年年扫黄却越扫越黄。“因贫困而被逼卖淫的大姐小妹遍及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官方估汁，我国现在有600万性工作者，相当于香港的总人口数。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说，在中国，色情服务的地域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僻静的小镇，提供服务的从高级宾馆、夜总会、酒巴、浴室到路边小店，无所不有。卖淫的人不仅有为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服务的形式从肉体交易，发展到网络色情和电话色情等等……另据报导，全国约有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中国性产业的发展比 GDP增长还快，早已成为货真价实的全世界性行业第一大国了……”真可谓“十个贪官五对色，五对老板十个黄……没有绯闻的明星不算明星，贪官、大款包二奶养小蜜成为时尚”（33）。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赌博现象在全国迅速蔓延，并再次行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经营报》2009年2月14日披露：“……2008年，我国通过网络赌博流至境外的赌资达3000亿元人民币……央视‘焦点访谈’栏目2010年3月19日报导的‘网络赌博大案侦破记’称：‘每年因为网络赌博流失到境外资金高达几百亿元’……”真可谓“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34）。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各种“毒品在共和国的每一寸植被上腐烂着蔓延着，甚至无孔不入的越来越猖狂……据卫生组织统计：……我国每年死于吸毒的达3万人……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瘾君子’每年要吸掉一个重庆市。据中国官方披露：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43726件，同比增长31.4％……据统计，我国近113万人吸毒，因吸毒每年损失270多亿人民币……90年代后，随着韩国、台湾等制贩冰毒技术转移到我们国家，形成了制毒、过境贩毒和消费并存的局面……”（35）。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我国的黑社会“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在政治部门物色和安插亲信”（36）。 “来自国家公安部的消息，自2006年中央布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止2009年4月，196名涉案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人”（37）。 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整个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造假售假的大市场。从吃的到喝的，从穿的到住的，从用的到玩的，从医药到食品，从文章到文凭，从说话到办事，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军队、工厂到学校……虚假伪劣泛滥成灾，欺瞒哄骗比比皆是。真可谓无处不虚无处不假，无处不伪无处不劣……打架斗殴、杀人放火、拐骗强奸、偷盗抢劫……愈演愈烈。防盗门铁笼窗挡不胜挡，保镖护卫防不胜防。不论是吃喝穿戴，还是住宿行走……真可谓无处不忧，无处不愁！人们无不慨叹：“当今之中国，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贪污腐败、黄毒赌拐、虚假伪劣、欺瞒哄骗之最。” 正如民谣所传：虚比实多、假比真多、丑比美多、恶比善多、鬼比人多、哭比笑多、恨比爱多、监狱比房子多、警察比人民多、保安比员工多、防盗门和铁笼窗更是多得无法再多！” 总之，在邓小平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上，一开始就打开了藩多拉盒子，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出尽风头！真乃虚假恶丑横冲直撞，真实善美无处躲藏。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解放以来早就已经绝迹多年了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又都重新复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 注： （1）2011、7、8 毛泽东旗帜网《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2）《报刊文摘》第2735期、2009年10月23日周末版《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3）、（7）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4）《<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5）2011年4月30日毛泽东旗帜网《流波分析反毛分子辛子陵造谣专访》——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 （6）2011年毛泽东旗帜网； （8）闲言.新36条一一又一轮权钱盛宴拉开大幕.《旗帜文萃》2010.5－6合刊； （9）李佳北《论毛时代的“运动”（中）》2011《红色参考》第11期第5页； （10）《炎黄春秋》2010笫6期； （11）、（23）、（16）李成瑞《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12）《旗帜文萃》2011.2； （13）《旗帜网站专题资料》2010.3； （14）《炎黄春狄》2011.1； （15）、（18）、（28）《旗帜文萃》2010年5-6合刊.刘日新《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17）《旗帜网站专题资料》2010.3； （19）、（25）《旗帜文萃》2011.2.72； （20）2005年9月9日《东方今报》； （21）《旗帜文萃》2010年5-6合刊； （22）《旗帜文萃》2010.9.50； （24）《旗帜文萃》2010.11.62； （26）《旗帜文萃》2010.8.20； （27）李成瑞《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点意见》； （29）、（32）《旗帜文萃》2011.2.71； （30）《旗帜文萃》2010.9.34； （31）《炎黄春秋》2010.6.23； （33）、（34）、（35）、（36）、（37）《旗帜文萃》2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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