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八、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推行的错误路线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撤销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一天，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晚，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七月二十日，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说：

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有周恩来、邓小平参加。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这说明，虽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撤消工作组仍然不同意，周恩来与他们两人交换意见，仍然没有说服他们。

这也证明：在中央常委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如果说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刘少奇、邓小平就不可能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存在“个人崇拜”，刘少奇、邓小平就不会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同时，这也说明，周恩来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后来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五）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清华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刘涛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这说明，尽管中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但刘少奇仍然不肯承认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又突然来到清华

她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 “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

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销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2011年7月19日修改

2013年8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