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却出尔反尔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这种出尔反尔的欺骗态度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因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所作所为，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压制学术自由、钳制学术民主的不道德的专制行为。

　　但是，对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学术讨论和思想梳理，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故而，笔者愿意首先采用网络的方式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期待着更广泛的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一，“吴稼祥式的”民粹主义者

　　吴稼祥先生言论的最大特征，就是使人无法拿他的话当真。他热衷于宣示、播散的东西，总是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吴先生宛如一个运气不佳的推销员，尽管口才、演技和卖力程度似乎都还不错，但偏偏却对他自己要推销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以“高官、高权和高智”“三高”自诩的吴先生，尤其把自己的“智商”夸大到了九霄云外，正所谓“高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就难免从九霄之外来断言他人。200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研究时，朋友们就曾推荐我一篇吴先生的大作，其中断言我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边缘学校混”的“留美失意者”。――回一句绅士话：蒙吴先生高抬，我非但从没有在美国“边缘学校混”的奢望，更没有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殊荣，从幼稚园到博士一路“土鳖”的我，实在愧对吴先生如此器重、期望与厚爱，而我所供职的学校，虽是偏在“西郊”，但那却是在中国北京的西郊，并不是在美国，――在“总把他乡作故乡”、号称“坎布里奇”进修了三年“政治学”的吴先生看来，恐怕那就更属边缘。因此，我以为倘若在公开媒体指名道姓，还是不妨各自先搞清楚对像之所是，以免谬托知己之嫌，瞎子摸像之虞。

　　而也就是在那时读到吴先生的一组大作，知道其时的吴先生，正是台湾陈水扁版“民粹政治”的粉丝，而且他这朵民粹之花，是时也正粉得娇艳。而在2005年的普林斯顿，即使台湾岛内来的学者，也将陈水扁版的选举政治，视为最典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政治”，说白了，也不过就是推销员政治：“竞选”无非就是推销自己，而推销自己的最好办法，无非就是抹黑对手。当然，推销自己还有一个最简便办法，那就是造势加买票，于是乎把候选人变成商品，而一般老百姓也就成了消费者(例如大卖所谓“扁帽”)。――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那么请看台湾陈水扁版的竞选闹剧，台湾的陈水扁政治就是最典型的民粹主义。

　　新世纪之初，恰是阿扁的民粹政治在海内外一片人人喊打的时节，而唯独有吴稼祥先生能高瞻远瞩、玉树临风，如此高调赞美陈水扁为秦皇汉武，其文曰：“地低成海，人低成王，陈水扁能低人所不能低，当选总统，理所当然。这样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见吴稼祥，《成则伟人，败则罪人，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北京之春》，2000年6月号，总第852期，第79-84页)，更以一付“智者”的嘴脸，力劝(竟有“六劝”之多)他眼里的“中共当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南北战争前导致美国国家分裂的“邦联制”。这真可谓“推倒东墙，惊倒西床，邻座拍手笑疏狂”――而惊倒之余，人们如何能不感叹于吴粉丝为什么会这么粉。

　　可惜时光流逝，造化弄人，被吴稼祥先生奉为“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的陈水扁先生，在把台湾经济搞到山穷水尽，把岛内族群矛盾弄至剑拔弩张，将两岸关系推向“冰点”之后，如今的好日子已是去日无多，至于未来等待这位“人低成王”的贪污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有可能是班房也未可知。而当是时也，吴先生倘能继续高举阿扁民粹政治大旗，特立独行，矢志不移，作遗孤忠臣烈士状，起码不失为海内外民粹政治的一朵傲霜的“娇花艳草”――然而却是不料，吴先生如今竟临危反水，不但有大作《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横空出世，自己也摇身一变，竟然破口大骂起“民粹主义”来了。可见世事无常，人心不古，而吴先生的话究竟是否靠得住，难道不应该去问他自己吗?

　　由陈水扁民粹政治的铁杆粉丝，一变而为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者，吴先生“奥伏赫变”的速度如此之快，这不过表明：吴先生自己对于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和民粹政治完全是一头雾水。比如他关于民粹主义是“某种病毒性流感和感冒”的定义，就足以令学院里的文科教授和医院里的内科大夫双双绝倒，尤可谓我们时代一项登峰造极的跨学科的理论创新。但也正是凭借这门自创的武功，吴先生才能祭起理论的大棒，将不入其法眼的所有，统统划进民粹主义“流感圈”，无论人民解放军官兵还是平头百姓，无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还是资深的学者教授，甚至千百万网民都成了被他一网打尽的“流感患者”。不是吗?――吴先生一口气点了30多人、十几家网站、近十家学术刊物的名，――“坎布里奇”的这位进修生还以为自己是SARS门诊部叫号的。

　　在刊发于《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大作上，吴先生竟然说：如今没结婚的年青人只能靠“想像、自恋”混日子，统统是些没有“责任感”的“愤青”。言下之意――年青即有罪。吴先生大概忘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大概忘记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像吴先生这样的人，把自己想像成“大夫”，而把普天下人想像成“病人”，而且想像着这些病人整日家阴谋串通，挖空心思要跟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夫”作对，――他自己病得难道还轻吗?吴先生一开口便骂别人“自恋”，不过在我看来，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公然以“三高”(高官、高权、高智)自诩，仿佛连睡觉也要戴着这三顶高帽梦游，自恋到这种程度的人，真是物以稀为贵，天底下少有。――这真可谓是“一阔脸就变，无聊才读书”。

　　吴稼祥个人的言论史早已表明：如果把他这位自诩的“三高大夫”的话当真，除非是我们大家自己发了昏。用最被吴先生瞧不起的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回应就是：那些头脑发昏的人之所以发昏，就是由于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理会某些人在“三高”状态下所发的那些议论。然而，我们所不能苟同的，当然是他在《中国青年报》这种严肃媒体上，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表达严肃政见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当然是他在名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这种捕风捉影、天气预报的方式去议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深刻历史命题的方式。――不是说需要讨论吗?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的小人物，作为一个地处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的教师，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媒体上对吴稼祥等的言论作出严肃的回应，这一种权利，当然，更是一项责任和义务。

　　毫无疑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学术问题上，我们与吴稼祥先生等，是存在着严肃的、根本的分歧的。但是，对重大的理论、思想分歧，不能通过给自己戴上“三高”的桂冠，即不能通过以权势压服对方的方式来求得解决。讨论理论问题，更不能采用吴稼祥这种插科打诨的极其不严肃的作风和文风。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只有通过严肃、平等、公开的理论讨论才能得以展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吴先生肯放下“三高”大夫的身段，也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的话，我想那些被吴先生划为“患者”的人们，像我一样，当然也愿意与吴先生就以下几个理论思想的基本问题展开严肃而有效的讨论，以求得真理的达成。

　　二，土地革命及“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近代以来关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讨论，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围绕着土地革命而展开的。这就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范畴得以提出的真实历史背景。

　　这意味着：脱离开、乃至不了解土地制度变革和近代土地革命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根本无法对民粹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近代以来的革命者、改良者和保守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是传统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当然也都承认：维护或者变革传统土地制度，以及如何变革旧的土地制度――这乃是近代以来关于“民粹主义”言说、争论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和根本社会历史条件。

　　因而，由民粹主义问题而引发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文化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针对的根本问题其实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从而如何建立一个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如何确立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主体。而对现代中国来说，我以为结论从来是有的：这就是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主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上述有机联系的三个基本方面，不仅是近代以来，由民粹主义问题所引发的诸社会思潮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论，而且，更是由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开启的、由中国近代土地革命所奠定的基本制度、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要求。离开了这种必然结论和制度要求，去讨论“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和空想色彩，去评价其保守的地方和内涵的革命动力，去粗暴地贬斥它和盲目地拥抱它，这非但是抽像和空洞的，―――而且如果有人那样做，也就等于无视近代以来关于民粹问题之思想讨论的真实背景，等于无视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土地革命及其奠定的根本制度，无视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成就是如何得来的。离开了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去讨论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那也就必然会像吴稼祥等那样，流于混淆视听的插科打诨和极其荒谬的信口开河。当然，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瓦解、否定以土地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制度变革，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头脑发昏的问题了，他们最终也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工农联盟的中国社会主体，指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联系着的不同方面。

　　当然，吴稼祥们可能不知道――也许他们根本不屑于知道：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乃是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引发的，是在孙中山与另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列宁之间展开的。而“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讨论的基础和着眼点，也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

　　在研究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乌托邦》(1912)、《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献。在这一系列文献中，列宁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认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预示着将民族解放与劳动者解放天才地联系起来的前进方向。也正是通过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展望和发现，列宁才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崭新的世界史观。今天我们当重读这些文献，将深深体会到：天才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的当然是孙中山，而对这一纲领进行了最为深刻而广泛地分析的，毫无疑问则是列宁。[1]

　　因为列宁正是结合当时俄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民粹”与“民主”的讨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通过这些深刻的分析，列宁向人们揭示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其实包含着“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这两个表面上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内部有机联系的方面。正是列宁的这一论断，石破天惊的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意义和价值，预言了未来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将对现代世界发展方向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承认，列宁所揭示的这些价值和意义，是连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所谓“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小农的和民粹主义的口号，它从经济上说是保守的和落后的。例如在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实行所谓彻底的“耕者有其田”，让小农获得土地所有权，那么小农刚刚到手的土地，也将迅速地沦入大地主、大资本和大地产商手中。列宁在这里所进行的当然不是理论推测，而是针对俄国土地私有化的现实教训作出的严肃总结。1861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为了推进俄国资本主义而颁布了土地私有化的《解放法令》，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在了大地产和大地主手里，土地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这种充分保证地主利益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产生的就是权贵的资本主义，而俄国农民却为这个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列宁一针见血地批判说：那种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帜，实则推行土地私有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表面上代表的是小农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所满足的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者的经济利益。[2]

　　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则独具慧眼地指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耕者有其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农经济诉求，而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纲领，其真实目标，也不是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而恰恰是“土地国有化”。在仔细地研究了孙中山的纲领之后，列宁指出：在孙中山那里，“耕者有其田”是创造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员方式，是一个根本上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方式。因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有唤起最广大的农民，只有从基层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挖掉中国军阀割据的根子。也只有从基层挖掉军阀的根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才能建立起来。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能真正通过地价的差别，即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的地租”――来增加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财富，即只有建立一个真正工农掌权的国家，才能为公正的土地市场化制造基本条件和前提。这就是列宁所谓：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使在市场上“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的财产。”[3]

　　正是通过上述精彩的分析，列宁方才指出：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不过是打着“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旗帜，而行土地私有化之实的权贵资本论者，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表达的却是从中国基层农村出发，去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因而，俄国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权贵私有化的帮闲，而孙中山的纲领却在民粹主义的外壳下，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核。也正是列宁告诫我们：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内部权贵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体制下，靠将土地私有化给农民，靠平分“家产”和土地所有权，根本不能解决俄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问题，相反，只能在内外压迫下加速国家的崩溃，人民的沦亡;而孙中山从基层农村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却是造就工农联合掌权的政治主体，是导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一步，正是列宁第一个指出：只有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才能有效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并最终保证现代化、工业化的财富回馈于最基层的广大农民和民众，只有一个工农联盟，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包括公平市场在内的土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也才能有力地避免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人民的财富”和“国家财富”，在被权贵扭曲的市场化过程中，沦为权贵者的蛋糕和盛宴。

　　在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列宁以土地问题为核心，更为清晰地批判了当时俄国国内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普鲁士道路”。因为后者主张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最终将地主-农奴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前者则幻想着退回到村社份地化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乌托邦。而列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国必须走土地国有化的“美国道路”的方案。但是列宁同时更指出，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走“美国道路”的办法，却必须参照类似于中国革命者所设想的土地革命方案，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使得俄国农民群众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列宁还指出：也正是由于俄国革命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将是通过与美国不同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俄国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将人民革命内含于其中的充满动力的国家，俄国的发展将在制度上比美国走的更远。这也就是列宁随后指出的：孙中山从基层建立起来的民主和民族国家，必然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根本一步。土地革命的主体当然是农民，而列宁告诫说：“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4]

　　列宁在1912年所说的这些话是预言吗?一方面，这些已经被20世纪伟大而漫长的中国革命所证实的论断已经不能说是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吴稼祥等人在内的“三高进修生们”最近倡言的民粹主义等高深莫测的言论却深刻表明，我们可能依然处在“列宁预言”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往事确实并不如烟，“漫长的20世纪”当然也远没有终结。

　　因为在吴稼祥等这些人看来，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沿着孙中山先生和列宁所开启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道路继承创新，我们的当务之急，也不是维护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土地不以各种名义被剥夺，从而在这个根本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去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三农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以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以公开的土地私有化方略，来推翻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而吴稼祥等的文章，不过是“三高”大夫们最近一系列投石问路，声东击西的文化游击“方略”之一，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至于妄谈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什么“民粹主义”，那不过是武大郎把烧饼贴在自己的围裙上――打了个幌子而已。

　　三，从孔夫子到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