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青山：毛泽东为何总是“突出”和“特别”马列”而不“突出”和“特别”自己？ —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一代领导人如何科学地看待自已的思想理论？如何正确地摆正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还是“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这是一个事关举什么旗，是真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是假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这是关系党是否变质，国是否变色的问题 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因之，他能自觉地摆正中国自己的东西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始终“突出”马列，而不“突出”自己，“特别”马列，而不“特别”自己。 一、毛泽东一贯“突出”和“特别”马列 早在1944年4月18日，延安出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这年4月2日，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信中指出：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书信集》第228页）在这里，毛泽东尖锐指出，把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恩、列、斯有关文艺的论述并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这里说“并列”匹配，那么“特别”就更加荒唐了! 1948年秋天，时任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提出华北大学的教学“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为此吴老于8月13日致电周恩来：说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并“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 事过两天，毛泽东严肃电复吴老，坚决不决同意吴老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其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文集》第5卷，第123页） 在这里，毛泽东只把自己的东西名为“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怎能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怎能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呢？并告吴老，他“坚决反对”这类的“说法”，一则“都是不合实际的”；二则“是无益有害的”。这些年，“主要学习”“邓三发”已官样文章，司空见惯，难道“都合实际，有益无害”不成？ 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尖锐批语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规定，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东西“并列”的错误，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特别”马列，而决不决应当“特别”自己。他说：王明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分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越一定的范围。”（《文集》第5卷，第257页）又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因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很好地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正是基于此种科学认知，毛泽东提出，延安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马列本经典，“积二十多年 的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全党高级干部“应有共同的认识。”并规定今后三年内要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1页) 1953年夏天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上 “六不”纪律规定，其中第六项就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选》第5卷，第97页）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吹起的个人迷信达于高潮，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强调要“突出”马列。 1971年3月15日 ，他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说：“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一引者注）以便突出马列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坚决“突出”马列!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总是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坚决反对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为什么坚决反对“突出”自己呢？ 毛泽东所作的深刻论述主要地有如下三层意思：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科学性来看。 毛泽东历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揭明了社会历史运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本性的科学性在于，它是经过长期的全面的历史的实践检验证实了的普遍真理。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本性就是它的普遍性、真理性、科学性。毛泽东对此的信仰是忠贞如一，坚定不移，凸现其特有的品格。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如此。换言之，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无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 毛泽东既然基于大时代“全部实践的总和”的历史观察，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始终“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而不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乃逻辑的必然了。 当然，各个不同国家，各个不同时代，都有各自矛盾的特殊性，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我国，第一个提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这种结合之结晶，便是毛泽东思想。按时下流行话来说，无疑是货真价实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毛泽东在“发展”、“创新”之后，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仍旧“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而不“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这是多么正确的“科学”态度! 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的信仰，是真心实意，还是假心假意？是忠诚如一，还是朝三暮四？总之，是真姓马，还是假姓马？ 第二、从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来看。 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应当说毛泽东当时虽不情愿，但仍是认可了的。然而，建国之初，鉴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面临全新的任务，经他提议由中宣部正式发文，以后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直到5 9年林彪出山后才又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也感无奈。他1967年6月17日 ，他同周世钊的谈话时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命名。他们一定要我也没有办法。（《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95页）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尽管这是真正的“创新理论”，但只名之曰“毛泽东思想”，不上升为“毛泽东理论”，更反对升华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有了“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之后，仍然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坚持“突出”马列、“特别”马列。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国东西的关系，是“先生”与“学生”、“总店”与“分店”的关系。前者是本，后者是枝、是叶；前者是“源”，后者是“流”。“总店”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放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分店”的东西不管好到哪里去，都是没有资格这么讲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分店”里可能有某些东西带有普遍性。因之，就既不能把“分店”与“总店”并列，更不能“特别”分店，“突出”分店，甚至于以“分店”取代“总店”。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马克思是“先生”，我们只能是“学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中国化”，“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学生不能“调皮”，不认“先生”，或让“先生”“做陪客”，同“先生”并列，甚至于把“先生”拒之门外。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此种关系，不是什么谦谦不谦虚的问题，而是对待科学真理的态度问题。否则，一来，“不合实际”；二来“有害无益”，故须“坚决反对”。 毛泽东说得多么好呀！ 这三十多年来，我们的领导人又是如何“对待科学真理 ”？如何看待“先生”和“学生”的关系？他们难道不感到汗颜？ 第三，从中国的理论实况来看。 如同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一样，全党干部的理论建设，也要“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在于，能时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实事求是面对“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很好的宣传”，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因而要“突出马列”。 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什么不么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的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的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文集》第5卷，第260页） 在70年代批陈批林中，毛泽东又尖锐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所以，举什么旗，同“特别”什么，着力什么来武装全党干部，原本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毛泽东既然“突出马列”，那么在全党干部的理论教育上，也就一贯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必读》十二本马列原著，到60年代号召学习军委提出的三十本马列著作，直至文化大革命批陈批林时全党学习的六本马列本原著。 如其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岂不就成了一句空话？ 毛泽东的这种科学态度，凸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风范。其所以能如此，是有前提的，是要勇气的。前提就是，自己真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且确认“自己的东西”也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不管怎样“中国化”、“时代化”，决没有“化”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此前提，就会有勇气，敢于把中国“自己的东西”亮到马克思主义“总店”门前去“晒”，让大家对照、审议。 试想：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的学说、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原理、无产阶级专政原理、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等等，都是“与时俱进”的“化”掉了，那还敢让全党干部直面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敢号令全党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当然不敢! 原因是自己做的亏心事，见不得马克思！ 总上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一个领导人如何正确看待中国自已东西？如何摆正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还是“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这在实质上是一个事关举什么旗的根本原则问题，是真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是假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原则问题，是真姓马，还是假姓马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越来越使全党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全国广大人民的怀念、爱戴和崇敬，重要原因是他始终笃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真心实意，忠诚如一，能始终实事求是地把中中自己国的东西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看成“总店”与“分店”、“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客观地正视“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全党干部实际上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习的现实，因而，始终“突出”和“特别”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反对不“特别”马列的历史回顾 毛泽东为了真正“突出”马列、“特别”马列，同不“突出”和“特别”马列的错误倾向、宣传个人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亲自起草并经全会确认的六大纪律规定。这就是：其中第六项就是：“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送礼。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沷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选》第5卷，第97页） 在这里，毛泽东将“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颠倒不得，作为建国后全党必须坚决遵守的纪律。这种很不寻常的纪律规定，凸现毛泽东“突出”马列，反对“特别”自己是多么坚定! 而建国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干脆取消自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52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国庆社论时，将社论中“毛泽东思想”五字勾掉，并且批示：“邓拓同志：此件已阅，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字词与马克思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这里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以后“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等文件时，将其中五处提到“毛泽东思想”全部删掉。同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样删去。”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做出决定，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为此，中宣部专门向全党发出通知：“毛泽东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批这个通告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76上卷，第535页） 从此之后，包括1956年党的“八大”，1958年八大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不再提“毛泽东思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何等忠诚、坚定，反对“突出”“特别”自己，是何等真诚、坚决! 至于林彪1959年末出山后，重又逐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更是把个人迷信狂热到致极。什么“顶峰论”呀，什么“四个伟大”呀，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呀，以至什么“朝请示、晚会报”、“跳忠字舞”等等。改开三十多年来，各路“反毛英雄”得意洋洋，这难道不是毛泽东“欣赏和鼓励”个人迷信的铁证？他们纷纷以至以此作为炮弹，妄想“炸毁”毛泽东。 然而，这里关键却在于，毛泽东自己究竟持什么态度？所谓“神化”是他自己号令和动员起来的，还是别人抄作和掀起来的？他自己究竟是“欣赏和鼓励”，还是批评、反对？ 历史的真实明摆在那里。择其要者是： 第一件，文革伊始，毛泽东就针对林彪一伙就狂热鼓吹“最高最活”、“天才论”、“顶峰论”等谬论，在1966年7月对中宣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76，第1443页) 第二件，同年7月 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又针锋相对批评林彪的“狂热”，指出：“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能说这是在“欣偿和鼓励”吗？ 第三件，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时指出：现在“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73页) 这里，毛泽东对“四个伟大”是“不高兴”，哪里是什么 “欣赏和鼓励”！ 第四件，196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在审批将要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草稿中就有“四个伟大”，他不同意，让汪东兴拿到钓鱼台要陈伯达、姚文元删去。汪问毛泽东：“四个伟大”，你就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后说，那就留一个吧。汪又问留那一个？毛泽东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同上书，第73.74页)能说这是“欣赏个人崇拜”？ 第五件，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明确指出：“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第三个里程碑）我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是四十多年前的明确表态，反观改开以来，中国的“里程碑”立的多少，不是每隔几年就立一块！ 第六件，1969年5月下旬，毛泽东到武汉梅岭一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责令立刻将这些统统摘下。他针对林彪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顶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成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他还对工作人员怒斥“‘四个伟大’，太讨厌！”这是一语见底，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第七件，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写了一大段重要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同志研究一下。”他“删掉了的几段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 在这里，毛泽东把“关于我的话”统统删掉，并严肃重申：“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是如此严厉、尖锐，话都说到这种份上，还能怎样？这些年资改派和“知识精英”凭什么把所谓“造神运动”的罪名硬软栽在毛泽东头上？ 第八件，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发难，理论武器就是《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陈伯达明知删掉“三个副词”、“四个伟大”、“顶峰”、“新阶段”等提法，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而硬说什么“现在有人竟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他们采取突然“发难”，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种“天才论就是理论纲领。毛泽东挥笔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指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还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第九件，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又一次指出：现在“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删，第174页) 第十件，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同一些省的负责人谈话中反复提出：林彪“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干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 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56年，第1594页) 事实如铁! 这些铁的史实无庸分辨地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等人狂热鼓吹的个人迷信，自始至终是取不赞成的、批判的、否定的态度 ，何来“欣赏、鼓励”？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反毛英雄”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只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心切，以至完全无视，直到恶意掩盖这些事实罢了。他们如此居心不良，亦其“阶级本性”使然! 三、丢掉马列毛“这把刀子”中国只能天下大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露头时就曾尖锐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把刀子”，列宁主义也“一把刀子”，“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已经丢了，列宁主义这把刀子我看也丢得差不多了。”在这里，毛泽东一针见血指明修正主义的要害和危害就在于丢了马列主义 “这把刀子。”他为何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形象地比喻为“一把刀子”呢？ 合理的解读似应为，这是他一生的经验教育，乃到革命建设的胜利失败的经验结晶。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为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党以至各国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即“一把刀子”。这把刀子非比寻常，乃举世无双的“宝刀”，锋利异常，所向无敌。它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认别和保持正确前进方向的锐利武器，是革命人民克敌致胜的锐利武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是保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锐利武器。 列宁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它看敌人也披上马克思主义的衣衫，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却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江泽民讲过很多话，有一句“旗帜问题至关重要”，算得上是真理!然而，问题关键在于，究竟打的什么旗？是红旗还是白旗，或灰旗？ 江泽民先是打造出所谓“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而在自己不能不退位前，又亮出另外一面江记所谓“三个代表”伟大旗帜。接着，胡锦涛继承了江的这种“创新理论基因”，趁热打铁，所谓“科学发展观”也就应运而出了。 就这样，前后仅只三十来年，就实现“三次伟大结合”，完成“三次伟大的飞跃”，打造出三大“科学创新理论”，“研制”出了三面“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而每面“伟大旗帜”亮出之后，照例敲锣打鼓，大吹大擂，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结晶”，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伟大理论创新”，什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等等，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谁说中国人缺少“科学创新基因”! 于是，在他们心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更不在话下! 张也有一首歌唱响过中国，歌颂江泽民“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从在一定意义上倒也合乎实际。只不过，他开创的却“特别”自己、“主要”自己的修字号“新形式”，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穿着，只是将“修记”百年老店适应“时代要求”重新豪华装修。“创新”真还有，那就是自己无须直接公开亮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只用“特别”、“主要”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就十分巧妙而又轻而易举地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成为“摆设”、 “花瓶”、“陪客”的地位，事半功倍!至于别人不识时务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争论，就以“不争论”封口就行。 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奇观，毛泽东几十以来“突出”马列、“特别”马列，决不“突出”自己、“特别”自己的传统，被他们颠倒过来了，成为“主要”自己，“突出”自己，“特别”自己了。于是 ，党章、宪法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仍摆在那里，时不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五面旗帜”并排举起。只不过在“五者”之中，他们作出主次轻重泾渭分明的文章来，实地里“主要”、“特别”和“突出”的，则是自己所谓“创新理论”，即网络所谓的“邓三发”，并强调要“特别”以“邓三发”来武装全党干部，要“特别”把“邓三发”“落到实处”。如此这般，宪法和党章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不就真正变成了忽悠群众的空话了吗？ 总上可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党的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铸成“党魂”、“军魂”和“国魂”。“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决不能丢!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也决不能丢!否则，中国势必天下大乱!毛泽东始终如一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 ，坚持不懈地批判“突出”和“特别”自己，这同改开以来始终“突出”和“特别”自己，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强烈的反差呀! 究竟熟是熟非？谁“忠”谁“叛 ”？史实如铁。历史自有公论! 公道终在人心 一百多年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亡党亡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以及我国现今的残酷现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决不能丢!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也决不能丢! 中国应向何处去？唯有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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