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是大搞私有化，彻底瓦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姓社姓资不争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掩盖之下，采取从“联产承包”到分田单干，从只许“带学徒”、“请帮手”到允许公开顾工，从丑化批判大跃进到取消人民公社，从“土地流转”到“公司加农户”和发展“种粮大户”，从“国退民进”到“抓大放小”，从股份制到“转型”“接轨”等“从上到下慢慢演进”的方式，逐渐地把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农业变成为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和资本主义个体农业，把国有企业贱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从而逐步的从制度上淘空公有制经济。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痰垢计”、“障眼法”和“变通法”等手段，把公有制引向没有退路的绝境。反过来，又再来一个“乘人之危”，无中生有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从而认定公有制计划经济已无可救药。于是便利用既能为资本主义补课保驾护航，又能斩除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双刃剑，硬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暗中斩首。 据（2005年）有关报导，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可现在国有的９０％的小企业和７０％的中等企业已经改制成为私有企业。“到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北京309医院里的对话》2012年5月《内部参考》第25页）。现在，“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占国内GDP已超过40％，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又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等六大领域数十个行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资掌控的行业”，进一步为全面彻底私有化敞开了大门。其实，如前所述，农村的联产承包、“土地流转”、“公司加农户”和“种粮大户”等，早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式的小农个体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业）经济。就是那些所谓的国企和银行等的股分制，也完全是属于私有制范畴的，而且大多数早就已经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权贵资本主义”。至于商业和其它各类行业，早就已经私有化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有制的这个经济基础，早就已经被瓦解。至今仍在到处高喊的所谓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全是自欺欺人，实质上早就已经是全盘的私有化了。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等的掩盖之下，现今“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 这就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打下了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必然地要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建筑又必然地要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客观实际证明，我国的上层建筑早就已经转而为这个全盘私有化和附庸化了的经济基础服务了。 八是推行卖国投降的外交路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始至终推行一条与国内相适应的“韬光养晦”、“嫌贫爱富、背马行修、弃社投帝”的反革命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硬是不惜丧权辱国，不惜国际共运的毁灭而厚颜无耻地拜倒在美苏等帝修反的脚下俯首称臣，乞求所谓“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 在这条反革命的卖国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指引之下，我国不但不支持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而跟在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是什么“恐布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对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战争，不但不站出耒公开反对，反而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甚至投赞同票。对于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正义斗争，不但不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反而跟着美国看其脸色行事甚至公开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予以反对。 对于我国人民群众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关一些游行抗议活动，也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阻拦。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国内的人民群众，动辙大肆屠杀。可在外国人面前却谁也不敢得罪，甘当毕恭毕敬的孝子贤孙，甚至不惜出卖国土。面对我国的军舰被无礼搜查，渔船被打沉，飞机被击落，大使馆被轰炸，印尼华人被屠杀，领土岛屿被占等等，我们竟连屁都不敢放。据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底，我国同俄国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条约”，承认了当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例不平等条约，出卖了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国土。２００４年《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之后，据说又失去了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据2011、7、9毛泽东旗帜网《“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与当今中国的海洋主权问题》披露：“我国在南海与东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使我国南海，东海，台海，各种危机此起彼伏。南海一些国家挟美国以自重，甚至与中国摆开不惜一战的架式。越南已经占领了中国2８个岛礁；菲律宾占了８个；而日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 在这条卖国投降的外交路线之下，在国内，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在国际上，一是由于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而促使许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日益抬头而葬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由于以反革命的卖国投降身分低三下四地乞求所谓的“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和“和谐世界”，从而有力地鼓舞、帮助和推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笼断。从而，使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政变篡夺党政大权得手之后，经过三代“精英”们的苦心营造，在所谓×××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旗帜。 在“精英”们的这面特色旗帜的指引之下，巧妙而狠毒地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晃子而暗中“改弦昜辙”。即采取指鹿为马、“打左灯，向右拐”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手段，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替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而暗中改换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进而暗中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性质。进而逐渐地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而逐渐地形成一个高薪贵族特权阶层。进而使原来刘邓推行的那条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得以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而沿着这条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通过“从上到下慢慢演进”即“和平演变”的方式，巧妙而狠毒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彻底地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叛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从而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硬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全面彻底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形成了一条近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朝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或近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前进。 从而终于实现了邓小平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从原来左边的那条（所谓）坑坑洼洼的计划经济的乡间土路，转向右边那条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的美好夙愿。 从而导致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向低潮，甚至即将毁灭。 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地保护和促进了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硬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诱（迫）使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特色旗帜指引下的这条巴，还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精英”们的特色旗帜指引下的这个特色社会里，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早就已经变成为还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还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四座大山”，压得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及其一切劳苦大众，又逐渐地变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奴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加巨；老百姓越来越贫穷；广大人民群众住房、看病、上学越来越难；老板权贵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养情妇包二奶妻妾成群，而劳苦壮汉却连一个残丑老婆都找不到；官二代、富二代悄然兴起，“中共太子党商界展鸿图”；各式各类的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日以巨增；年年扫黄却越扫越黄；赌博成风，吸毒成瘾；黑社会“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整个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造假售假的大市场…… 在“精英”们的特色旗帜指导引下的这个特色社会里，一开始就打开了藩多拉盒子，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出尽风头！真乃虚假恶丑横冲直撞，真实善美无处躲藏。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解放以来早就已经绝迹多年了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又都重新复活了。 这就是“精英”们的所谓特色旗帜及其指引下的社会现实。 面对如此特色旗帜及其指引下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多少有一点无产阶级党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毛）左派，难道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我们只不过就是为信仰、为真理正义、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学习宣传捍卫马列毛主义而发表了一些网文吗？！我们只不过就是事实求是地对那些所谓“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吗？！我们只不过就是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只不过就是在学术上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吗？！这怎么能说我们是“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并散布谣言”即违反党纪国法、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呢？！ 不论是站在同一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言行，都绝不可能构成什么违反党纪国法、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罪名。 从站在同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说，如果硬是非要不顾客观实际而给我们找出点什么问题的话，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即政见不同，观点不一的问题。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政治观点和思想理论上的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因而最多也只不过是属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学术上的自由争鸣的问题，这完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像，怎么能说我们是什么违反党纪国法、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呢？！ 我们应该知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思想、理论和不同的政治观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观点，只能是让人充分地说话，只能是通过自由的平等的争鸣，来逐步地提高和统一认识。试想，人非草木，人有眼耳鼻，势必要观察（看听闻）一切事物。人有大脑，势必要有思维能力，有思维能力，势必就要对其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进行思考，即思想。而有思想，势必就有观点，有信仰。有思想，有观点，有信仰，势必就有语言、文字。再加之人还有口有手有脚，有口有手有脚，势必就要走动，要说话，要交流。有走动，要说话，要交流，势必就有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如此这些，都是客观的必然存在，谁也无法人为地制止和杜绝，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和言论等等之类的由来，这就是信仰和言论等等之类的客观必然性。 我们还应该知道，由于受主客观等各方面条件所限，不论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等等，都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过错，因而都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因而都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或指责。而议论、指责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而也就应该要让人去议论去指责，这才是正常的。 正因如此，我国远古就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之说。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章程》才遵从客观实际，赋予党员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申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而且还要“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消极腐败现像作斗争”，“揭发、检举……违法乱纪的事实”。 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也就是说，如果站在同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这些所有的一切言行，完全是规范在党章和宪法范围之内的，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如前所说，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完全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犯不犯罪的问题，因而只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 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党的政策”也是可以争论的，“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他还说，党的领导人也是可以批评的。比如一次针对苏联学者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人们怕影响毛泽东的威信便加以反对。毛泽东则于1956年2月19日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者有不同意见，也不应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也就是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让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百家争鸣（包括通过网络和各种媒体等，让群众进行讨论，或议论指责或揭露批判），从而才能扬弃错误的东西，吸收正确的东西。从而，才能既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又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从而才能把党和国家建设得更好，使其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从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即使就是反动的言论，也应该要让人家说话，给予言论的自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批评，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同志甚至还提出：“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如公开唱反调”。就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诚然，尽管历代统治者的所谓民主自由往往大多都是虚假的，尤其好比“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的“暴秦败政让刘邦”之类比比皆是。但从总体上来看，人类社会终归还是应该而且也还是在不断的逐渐的向前发展进步的。早在远古时代的尧舜，就“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专门请人议论是非，指责过失。当年的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不但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而且就是在遭到别人的漫骂时，也不是去指责其过错，而是认真严肃地去弄清被骂的缘由而加倍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从而迎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把那些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当作贡献最大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提出那么多的反对意见，三峡大坝的设计就不会有那么完善，将来就很可能出问题。 总之，我们面对“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所采取的所有的一切言行，不论是站在同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或者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完全都是属于正常行为。不要说我们现在的党章和宪法都还挂着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牌子，而且我们还成天的到处的高喊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之类的口号。就是把党章和宪法毫不隐晦的一字不差的改成资产阶级的党章和宪法，我们的言行也绝不可能构成什么违反党纪国法、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罪名。因为资产阶级的党章和宪法及其社会也有信仰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况且我们既没有集会又没有结社，既没有游行又没有示威。我们只不过是在网上发文，在网上批评，而且还只不过是在学术上所进行的一些初步的探讨而己。而且我们在网文中所讲到的具体事实和数据，都是来自公开的资料和民间传说，既使（包括我们的言辞）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而且还可能存在着偏激等某些错误，但这最多也只能是给于必要的批评而引以为鉴。怎么能说我们“发布了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并散布谣言的文章信息”呢？！我们那来的什么犯罪之类的东西呢？！ 聪明的统治阶级包括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给人以信仰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我们在网络上发文，通过从思想理论上的学术性探讨的这种形式来对“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进行揭露批判，目的就是想敲其警钟，刺其痛处，促其猛醒，从而迅急从封资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回到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从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封建资本主义道路上回到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真心实意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按说，号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英”们，号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号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而到处高喊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口号的今天，理应给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民主自由，理应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说话的机会。 可是，在“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特色社会里，在“姓社姓资不争论”、“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幌子下，却只给资产阶级和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牛鬼蛇神们的民主自由而不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只让资产阶级和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牛鬼蛇神们说话而不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说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那些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牛鬼蛇神们，尤其是那些号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主流意识”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应运而起，高扬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大旗，把矛头直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新中国，发起一阵又一阵的讨伐，鼓吹私化西化、歌颂资本主义和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宣称“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起先他们还有点畏畏缩缩、含糊其词、曲里拐弯、试探而行，后来便肆无忌惮、神气十足、所向披靡。他们熙熙攘攘、气势汹汹、横冲直撞。他们的罪恶言行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形形色色，覆盖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充塞于当今中国的各种媒体、书籍和讲台，俨然成了“主流意识”，其市场越来越兴旺。面对如此诽马反马、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牛鬼蛇神及其罪恶行径，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不但不给予应有的批判回击，反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安之若素，任其泛滥，甚至暗里大加褒奖。 可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毛）左派，不要说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就连唯一能够说上几句真话的几个进步网站，也要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而封杀。总之是千方百计地堵塞一切言路，不让说话。只要你一说话、一议论、一指责，就是造谣污蔑，就是诽谤，就“一棒子打死”！只要你一说话、一议论、一指责，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仅罗织罪名封杀进步网站还不够，还要罗织罪名铲除掉（毛）左派而彻底地斩草除根，真是何其毒也！ 可见，在“精英”们的特色旗帜之下的特色社会里，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为着资产阶级和少数富人权贵服务的。不要说我国远古“谏鼓谤木，立之于朝”的尧舜，连现今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不如。“精英”们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连一般的资本主义都不如，其实质就是真真正正的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封建资本主义。这真真正正的是到了“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的“暴秦败政让刘邦”的地步了。 总之，当我们认真仔细地读过了党章和宪法之后，当我们事实求是地揭露和批判了“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之后，我们自然也就会得出如下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正确的结论： 我们的一切言行都是规范在党章和宪法范围之内的，因而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点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而且我们的言行恰恰正是在忠实地严肃认真地维护党纪国法，履行党章和宪法所赋予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个中国公民的最起码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我们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毛）左派的身分，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学习宣传捍卫马列毛主义，揭露批判“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从学术上对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二次革命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完全是为了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我们应尽的神圣职责。因而真正违反党纪国法即违反党章和宪法、造谣诽谤、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不是我们，而恰恰正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们、那些所谓“精英”们的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 如前所说，我们所探讨的所谓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二次革命，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始终坚持走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前提下的现行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二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彻底革命。 面对“精英”们如此特色旗帜及其社会现实，究竟应该采取那种形式呢？这主要取决于“精英”当局。我们所期望的当然应该是第一种。但如果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仍执迷不悟，照旧继续坚持封资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主义制度，大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剥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千方百计地堵塞言路，与人民为敌，从而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再度加巨和整个社会继续腐败堕落下去的话，那所等待的，恐怕也就只能是第二种形式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如果他们“……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客观实际来看，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很可能还是要执迷不悟而照旧继续与人民为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就只好顺应历史潮流而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彻底革命了。 毛泽东同志早在50年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未来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一方面是全世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日益抬头，从而几乎葬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得以发展而即将全面彻底地笼断整个世界，从而使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日趋低潮甚致即将毁灭。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加巨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压迫。 未来的时代，必将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日益尖锐而危机四伏而日趋衰落的时代，必将是资本主义自已为自已准备着越来越多的掘墓人的时代。 未来的时代（在历史已经和必将还要继续证明“和平过度”无望，而“和平演变”却已成为客观现实的这种情况下），必将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而且也完全应该起来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历史时代，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推翻本国封建资产阶级的统治（或帝国主义的侵略），夺取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从而沿着共产主义大方向，逐渐地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使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并重新走向高潮的历史时代。 未来的时代，必将是一个公私较量、无资争雄的暴风骤雨式的翻天复地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彻底革命的历史时代，必将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伟大而又极其艰辛悲壮的历史时代。 处在迟早都必将要到来的这样一个翻天复地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彻底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时代的前夜，作为曾经是从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过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应该要顺应历史朝流，通过翻天复地的彻底革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四座大山”，早日重新回到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为将来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对其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的这样一些话来：“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进步网站和一个（毛）左派，我们没有（当然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作为我自己个人而言，只不过是由于自身自幼以来的特殊经历所形成的特殊的思想情感而始终深深地信仰着共产主义，无限地崇拜着马列毛，极力地追求着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而发誓要为信仰、为真理正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学习宣传捍卫马列毛主义而多少做点自已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而已。 对于马列毛，从个人角度而言，非亲非故，更无获个人任何特殊之优，最多只不过是跟广大劳苦群众一样得救于水火而“亲不亲，阶级分”而已。我认为，马列毛是公的代表，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智慧的象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救星，是人类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我们对于马列毛的崇拜，绝非一般的所谓的个人崇拜，而是为公而崇拜，为真理正义而崇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崇拜，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崇拜。 其实，如果要是从个人私利岀发，我倒是还应当感谢那些“精英”们才是。因为我好歹也是一个小干部，因为在“精英”们的特色旗帜下的特色社会里，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有好处，就会有相对比较优厚的待遇。尽管比起那些富人权贵们来还只不过是尤如在九层地狱之下，但比起那些广大的劳苦群众尤其那些广大的弱势群体来，也可以算作是在九天之上了。可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毛）左派，绝不能只从个人私利来看问题。而应该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广大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上，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深度，从党和国家的长远的前途命运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一切问题。尽管自已只不过是一个早就已经退休了的70多岁了的老朽不堪了的一般的普通党员群众，而且加之因心脏病等百疾缠身而只不过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但年老尤需有信仰，位卑更不忘忧国！我的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看待一切问题，从而为着学习宣传捍卫马列毛主义，为着我们党和国家的长远的前途命运，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为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弱势群体说上几句应该说的话和做上一点应该做的事而已！ 历史的车轮必定要向前滚动！公和公有制必定要建立和巩固！私和私有制必定要土崩瓦解！共产主义必定要胜利！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 中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信仰而活着！为真理而斗争！ 2012年7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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