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四个不等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理论之一

　　马格宁思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一）

　　关于“市场经济四个不等于理论”，我早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首先且多次提出了。在此，为什么还要再次单独撰文阐述呢?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金石、分水岭。

　　众所周知，中国所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个道路的第一奠基理论是“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根据该理论：经中国人的智慧和首创，在“苏联模式”即(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产品生产、计划经济)与“美国模式”(分权制、私有制、私人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生成了“中国模式”即(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模式"的前三项要素：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后二项要素：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生产方式是市场经济的。由此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二）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概念和界定上，却产生了极大的歧异。当前之中国，那些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者，即以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等为代表的一类人，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改革的大旗做虎皮，大肆鼓吹“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半程的”、或者“半途的”，中国应该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即要实行土地私有制、国企私有化、企业行业私人垄断、国家管理职能弱化，其最终目标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他们殊不知，市场经济理论之“四个不等于理论”。所谓“市场经济四个不等于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四个不等于，即“市场经济不等于土地私有制”;“市场经济不等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经济不等于企业私人垄断、更非外资(背后的)外国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削弱国家管理职能”。社会性质要素与生产方式要素是可以分离的。即使是实行“市场经济”，也是有“四个不等于”的。既有在私有制、私有化、私人垄断、弱化国家管理职能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也有在公有制、国有化、国家垄断、强化国家管理职能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是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屏障和防火墙。同时也证明了，市场经济仅是生产方式而已，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它是对“中国模式”界定和约束。即亦称之为“马格宁思不等式”。

　　（三）

　　这个理论绝非空穴来风，亦非无本之木，更非无源之水。它既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时也得到了实践的最好检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恰恰是在土地公有制，大型超大型企业(金融企业)国有制，关呼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实行国家垄断，同时加强国家管控的前提下取得的，也就是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致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5亿人口脱离贫困，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也验证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因为其深层的本质的原因，即“中国模式”的存在和作用。

　　所以说，“市场经济四个不等于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理论之一，它与“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中国模式”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奠基理论，依据理论、支撑理论。

　　（四）

　　今日中国，不知是谁人封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等多如牛毛，但唯独不见我们有什么“理论著作”，有的只是炒“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剩饭。他们所贩卖的理论，之所以与中国的改革实践背道而驰，是因为他们思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上的，而中国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因此，他们的理论基础和对社会性质的认知都是根本错误的，倘若连根都错了其茎叶岂能不错矣。

　　所以，我们如何看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智囊机构”，是否能为中国的改革服务、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正能量”，关键是看他(它)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其衡量的标准是：看他(它)是否承认“中国模式”即(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是否承认“市场经济四个不等于理论”。同时也衡量改革方向正确与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