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致朱相远的公开信 朱相远系友： 你好？看了11月11日《报刊文摘》第8版摘自你在《同舟共进》第11期上的文字、题为《邓小平的“政治交代”》一文（详见附录一、附录二），我很纳闷；看了《同舟共济》上的全文，我更惊奇。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内外交困的今天，什么人还会这样吹捧修正主义头目？一查百度，才知道： “朱相远 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常委，前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1937年12月生，1956年9月至1962年9月读北京大学生物系（六年制），1962年9月至1965年9月读哲学系自然哲学专业研究生（四年制），师从于光远。在《中华世纪坛序》中提出‘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虽遭一中共中央领导质疑，但就是不 原来你我是校友、系友，四年同校， 一年同系。既然这样，我就萌发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同你交流交流的想法，写了这封公开信。 你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一篇文章压轴的最后一句话，亦是振聋发聩的点睛之笔。此文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是1989年5月邓小平同当时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要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此文称为自己的‘政治交代’，可见其历史分量与意义。事隔20多年，笔者重温此文，深感一代伟人的历史嘱咐，是何等精辟、深邃、久远。” 不客气地说，你的话说得很不靠谱儿。政治，是什么阶级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交代，是交代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你却默不作声，实在令人遗憾。我看了“政治交代”与你有完全不同的感想。既然你用“一心改革” 、“两个宽阔” 、“三代领导” 、反对终身制和“四个坚持”来定位邓小平的政治交代，那我也就不能不跟着你走，逐条逐条与你商榷了。你的文章还讲到了南方讲话，我也要涉及南方讲话。 一，是一心改革，还是一心复辟？ 你说，邓小平一心改革，没说到点子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有现象，有本质，现象只是入门的向导，一入了门就要丢掉现象，抓住本质。改革，只是现象，改什么，革什么才是本质。一事当前先定向，矛盾分析不能忘。你没有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邓小平的改革进行分析，所以我对你的看法只能用一个字评价：错！ 邓小平的“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这句话，是背叛马列毛主义、践踏党章的修正主义语言。他用“领导集体”，修正了党章规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会”；用“组成”修正了党章上规定的全会“选举”；用“改革开放”，修正了党章上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地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用“改革开放者”修正了党章上规定的中央领导人必须具备的条件。邓小平当了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十大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二）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四）有事同群众商量；（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员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央常委会成员和总书记呢？理所当然是党员的典范、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而不是什么“改革开放”者。 邓小平修正中央常委必备条件也是对毛主席的背叛。毛主席在谈到接班人的条件时说：“第一条，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邓小平主持了反修文件起草，又是常委成员，他也背离了他原来的立场。《九评》在谈到接班人是说：“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错了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修正党章、毛主席和《九评》的结果，就是要组成复辟的班子，作为在他掌控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即新常委会，也是出尔反尔，言不由衷。他在1987年11月16日说，十三大一中全会选出、由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组成的常委会，是“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的“中央领导班子”。既然如是，赵紫阳犯错误，领导集体的80%还是好的、主体还是好的，赵下他人上，递补即可。可见，要再“组成”，“一个新的”班子，无非就是要找回“赵紫阳”来。 邓小平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这里的“某些人” ，当指赵紫阳，而非其他常委。错误出在自由化方面，组织新的常委会，理应选 “四个坚持”的人入常，来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症下药。但邓小平却要从所谓改革开放方面入手。他不是犯“头痛拍打屁股”那样一般性的错误，而是蓄意要组成推进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常委会。 邓小平还常常把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挂在嘴边上。这里的 “国” ，当是指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指导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的社会主义的“国”。本固邦宁；邦宁，国泰民安。再组新常委会，理所当然要吸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这是人之常理、常情，只要不是白痴、不明事理、或别有用心，都会这样办。然而，邓小平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选所谓改革开放的人。这不是成心组成走资本主义的、搞复辟的新领导集体吗？除了这样理解，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原来他嘴上挂着四个坚持，全是为了打左灯，向右转啊。老朱系友，你说是不是这样？ 打左灯，向右转的另一个说法，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1989年5月31日前半个月，即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据参加会见当翻译的欧福钦回忆，当时他们先说了不少官方话，待记者退席后，又说了些“私房话”。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公开化”，反对斯大林，来推平社会主义体系的。而邓小平则另有高见，他说： “现在我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外一条呢？”（见壬申：《总设计师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表率》） 邓小平认为如其去拆共产主义大厦，毋宁挖掉它的基础。他一边喊“四个坚持”，一边改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这样做，要比在思想政治上做手脚好。戈尔巴乔夫逊邓小平一筹。两年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拆了共产主义大厦，在苏联落了个身败名裂,而受到了西方青睐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邓小平挖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不显山，不露水，打左灯，向右转“、喊着社会主义，搞着资本主义，达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目的，自己还在一部分人中落了好。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被邓小平挖倒了，一些人还 “只把杭州当汴州” ，不停地舞升平，为他歌功颂德哩。怪不得邓小平洋洋得意地说：“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我是起点作用。”（《邓小平国贸大厦讲话实录》，见2012年2月3日《报刊文摘》第8版）。国产修正主义者邓小平，比洋牌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高明，一边喊高举，一边大背叛，赫秃头公开忤逆，落了个“不孝”骂名。戈尔巴乔夫毛头小伙子一个，不听“邓老儿言”，身败名裂，咎由自取。 邓小平从不亲临第一线指挥，而是把别人（总书记、常委）推上前台主持复辟。打个比仿，他是驶往资本主义高速公路的汽车公司董事长兼保安总长，汽车公司经理、司机班长和司机，谁都得按他的意图把握方向盘；有谁做不好，他就出来罚款，直至取消驾驶执照。他这样做，功劳归自己，错误归他人，旱涝保收。民间谚语：“一个老头四尺八，四个皇帝扳到了仨”，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邓小平扮演的角色。 邓小平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栽跟头。” 这句话道出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的志同道合。所谓在自由化上栽跟头，是讲没有听他的话，脱离了他这个“党”的领导。就赵紫阳来说，也还有个争夺复辟领导权问题。在“民主的爱国的”游行队伍中，喊出了“赵紫阳万岁！”和“邓小平下台”就是明证。邓小平“这就不能让了”，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十三大报告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赵紫阳和鲍彤的杰作，符合“明修暗度”策略，邓小平满意。所以他要新领导， “一个字都不能动”,“连语言都不变” 地照报告办。老朱，你看，这不是要复辟，复辟，再复辟！？不彻底复辟，邓小平就不肯罢休吗。 鲍彤、赵紫阳所作口语化概概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而“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块修正主义的遮“修”布。鲍彤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见：鲍彤：《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4页）又说：“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同上书，第11页）“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同上书，第第13页）而最终是“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同上书，17页）“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见上书，第19页）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8页 ）邓小平对内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他在1978年12月2日的提纲中写道：“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载邓小平三页500字提纲）在薄一波看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能蒙蒙人，而“搞一段资本主义”表明了“走资派还在走”，一捅出去便会造成“反毛国必乱”，使邓小平身败名裂，建议他先不讲。邓小平心领神会，接受建议，没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讲“搞一段资本主义”，只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外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是说他是跟着美国跑、当孙子。邓小平的政策归结起来就是，内非毛复辟和外降美帝修正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要搞多长时间？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12月说搞一段，到了1984年多次说五十年至七十年，到了1992年一二月说 “一百年不动摇”，一直地搞下去。这不是一心一意要搞资本主义吗？ 马列毛主义教导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也告诉我们，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上面我讲了对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亦即一心搞资本主义的看法。老朱系友，你以为如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