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钱锺书的破执

知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钱锺书的破执

作者：知行

三年前与一位韩国学者交流时，他说美国正在通过韩国作为中转逐步向中国渗透基督教。且不说小布什接见几个中国信基督的公知，就是在我们周边，几年来也能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现象。前年，大伙在离基督教堂不远的一个小饭馆吃饭时，旁边一桌围了十来个年轻人，看样子也就二十出头，我们注意到他们饭前感谢“我主”的祷告。也是前年，据说天则经济研究所“7.30”会议另有一个版本，内中有章天亮的话：“你要是看看历史，这些与宗教信仰回潮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宗教思想的回潮就带来了人们会以一种宗教所定义的去衡量共产党社会，你会发现共产党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为宗教，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都好，他都是讲爱的，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善的。而共产主义都是讲恨的，讲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它是基于仇恨的一个政权”，“共产主义能把人的欲望无穷的放大，而且它是无神论的，它没有对自然的敬畏，没有对自然一种科学的开发，只想到与天斗与地斗。做坏事，不怕报应”，“现在中国是到了全面反思共产主义的时候了”。了解一下章博士的背景(见附录一)，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这样说。十多年前，中国某位历史唯物主义权威也曾深深卷入到章博士所代言的某某功，后来不得不在第一大党报上做检讨。近来还有一种颇为民粹兼国粹的观点很吸引眼球：弄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与共济会一样，都是犹太人。这里想表达的意味深长：不管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外来的和尚，可能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不过，在我们看来，不是到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倒可能是食洋不化的问题。

我们感到，一方面要把章天亮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根子挖透，另一方面泛左翼要向前走，土洋结合地清理一下宗教认识，很有必要。

一、破执—钱锺书的宗教批判

有人曾问钱锺书先生，为什么对于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

对《易经》的“观”，何新先生的考证局限于字面的东西，说它是“灌”的通假字，把它引申到灌洗、沐浴去了，多少剑走偏锋了。当然，何新先生也讲过佛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性主义哲学这样启发人的话。而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观”的考证则引出了宗教批判问题，这篇不算短的文章重点放在了义理上的考证与阐释。文章分为两个逻辑清楚的部分：前一段重点论述了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能，而后一段先说中国后说西方的有关论述。后一段的段首，钱锺书引用了李商隐《过故崔兖海宅》诗中的两句话“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随后评价说：道出“神道设教”之旨，“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写词的两句话，比洋洋洒洒的博士论文强。可见钱锺书对李商隐的评价很高。在说完中国说西方时，钱锺书把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认识简炼而形象地概括为：“下地有穷民，上天有财神”，并直接引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并译成：亦正马克思所谓“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在全文结尾，钱锺书打了总结：“要推马克思语为最明快矣”。这是《管锥编》中为数不多的直接引用并点评马克思的。对于此文，邹恒甫评论说：这地方最能体现钱锺书的小天才。

那么，钱锺书对李商隐评价为什么高？为什么不避左嫌地评价马克思？真是一些当今腐儒说的没有担当么？

二、李商隐与会昌法难

读书做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项，这项不行了，才考虑做其它。李商隐也不例外。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4年），李商隐应试不中，投奔做华州刺史的表叔崔​戎​。第二年，崔戎调任兖海观察使，管辖兖、海、沂、密四州，崔戎请李商隐随同做幕僚。没想刚到兖州崔戎就病故了，这一来宾客星散，李商隐也只好暂时回到郑州，之后往返于长安和郑州之间。崔戎对李商隐不仅有亲戚之情，还有知遇之恩。崔戎的两个儿子崔雍、崔衮与李商隐也是情深义重。

其时，进口到中国的佛学与佛教早本土化，已成大器。中国十三宗已成熟。佛学和佛教如果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罢了，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已经严重损害了国库收入，也侵害着普通地主的利益。

唐武宗继位后，改元会昌。因为他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 (公元845)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30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括天下寺4600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僧尼迫令还俗者共26万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50万以上。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在灭佛同时，大秦景教穆护、祆教僧皆□令还俗，寺亦撤毁。但当时地方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佛教遭到严重，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虽然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后又下令复兴佛教。但经过这次重大打击，中国佛教再也没有达到它历史上的鼎盛。

当然，这里的得良田千万顷，是指1000万倾，还是几千几万倾。按一顷15亩的话，德宗收回1000万倾就是收回1.5亿亩，是不是有这么多，这里就留史待考吧。不过，换个计算看，26万佛教徒不事物质性生产却要吃要喝，加上同样不事生产的军队和官员要吃要喝，再建大量不能吃不能穿的“楼堂官所”，以当时的唐帝国人口基数(之前40年的唐宪宗统计仅1500万人，总之不超过安史之乱时的峰值5000万人)和当时的农林副牧渔的劳动生产率计，可以想见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负担之重。佛教是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建筑很重要的部分，唐武宗一口气清退下岗26万国家佛教事业干部，不论从意识形态的较量，还是从经济角度看，虽然还是封建社会时期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总爆发，怎么说都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是一次历史进步。

有同辈诗人说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这说明李商隐既很有才能，也很有想法。会昌年间，李商隐已在宦海沉浮10多年，有了不少体验。李德裕鼓动并支持武宗废佛，身处这样一场重大政治斗争，李商隐在其中的行为、作用和认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影响了晚唐兴亡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仅仅是大臣们间的权力斗争么？

可见，钱锺书的文章是以虚涵实，意在表达：1、中国的宗教批判思想早于西方，以晚唐的李商隐为较成熟的代表，2、李商隐的宗教批判是会昌废佛的实践总结，3、提示了会昌废佛与影响唐兴亡的牛李党争的关系，4、不因马克思是共运的宗师，对其的伟大功绩就略而不论。

三、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始自对鲍威尔兄弟所代表的犹太民族利己主义的批判，包含着对哲学的批判，是承上启下、转向政治批判、经济批判的重要思想环节，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极为简炼地说：“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这里的逻辑学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就是指黑格尔哲学，联系到后来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这里的意思是“哲学也是宗教”，也要被批判。

马克思刨了宗教的根：宗教产生和宗教意识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下地有穷民，上天有财神”， 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信教是社会本质与个人经历的综合反映，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却因贫穷的社会存在必然产生。贫穷的罗琳写出哈利波特，小时贫穷的莫言回忆自己受鬼故事《聊斋志异》的影响很大，这都是文学方面的例证。

西方宗教是西方科学的认识来源之一，但科学诞生后，却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科学史家英国的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结尾的结论是：“就其(科学)奋斗的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科学加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科学地揭示了宗教产生的原因，就成为宗教最大最困难的对手，也是真正能战胜宗教的对手。

四、马克思宗教批判与钱锺书破执对泛左翼的认识论意义

钱锺书曾说过大意如下的意思，翻译比创作苦，创作可以此处省略若干字不写，可翻译却不能省略字不译。而且钱锺书在“信、达、雅”的翻译境界之外又提出“化”境。我们知道，钱锺书是《毛选》英译组的主要成员，而据说《毛选》英译本送国外出版时，英人专家对英文本身一字不移付排，包括钱锺书在内的翻译组对《毛选》英译“化”境的追求，可见一斑。由此也可见，钱锺书对《毛选》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写《管锥编》时已是此事后十多年，正处急风暴雨的文革之中。钱锺书对宗教批判追本溯源，不是没有原因的。

宗教批判不仅是现实的政治批判，而且也有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意义。那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勇于实践。例如，思想上怀疑一切，一切从头来过；这样的做法看似不教条，其实还是经验不够的表现，因为这是不相信别人的经验也是经验，也是实践。再如，跟着官府咿呀学舌，把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政治形式看成不可尝试的东西，同样是一种思想教条。诸如此类还很多，不再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