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型”与“蜜蜂型”文人

　　<3>故弄玄虚，愚弄群众

　　《墨菲定律》有一条：如果不能说服对手，就把对手绕糊涂。

　　直截了当跟人民群众说我“苍蝇型文人”就是要白吃白占你们的劳动血汗，就是要骑在你们作威作福肯定行不通。“说不服，绕糊涂”、“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发挥“苍蝇”嗡嗡翁的“话语权”，大肆宣扬“千古迷信”、“千古鬼话”，花言巧语说“苍蝇型文人”不是“苍蝇”而是“天使”，处处在为人民大众着想呢?那就能迷惑不少在认识论上有盲目性的人。

　　目标：“苍蝇”当官，独揽大权，鱼肉百姓。借口：“神代表” “一贯正确”。要害：不能让老百姓识破鬼话，了解真相。手法：故弄玄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用无数谎话、大话、废话、鬼话织成“伪装网”罩住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让老百姓永远在似是而非的烟笼雾绕中扑朔迷离，不得不任“苍蝇”们摆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故弄玄虚，意在愚弄群众。

　　“血统高贵”、“祖宗积德”、“命中注定”、“真命天子”等故弄玄虚的“老传统”不灵了——为此“苍蝇型文人”们暗地里不定把毛泽东骂了多少回：如果不是他大规模普及教育，消灭了文盲，如此广泛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光凭“读书识字”这一条就能轻而易举把老百姓胡弄住(难怪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国开天辟地头一回大规模普及教育这样确凿无疑、无可非议的历史成就硬是从来只字不提)。现在靠老办法故弄玄虚愚弄群众太不容易了，不得不“与时俱进”、 “花样翻新”、“升级换代”、提高“技术含量”：

　　手法一：黑话暗语，用学术术语“加密”

　　当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时，普通文字就能让别人晕头转向。由于毛泽东普及了教育，现在靠这条不灵了。如今要让别人弄不懂就只好用密码——象“座山雕”或小偷集团那样用黑话暗语也凑合。平平常常的话一旦加密或变成黑话暗语，对外人来说就如同天书了。既然只有自己能读懂这样的“天书”，那就足以“证明”“苍蝇型文人”高人一等，的确是“神代表”——能看懂“神话”，不是“神代表”又是什么?(神父与上帝交流，喇嘛向佛祖汇报，那些神话咒语经文典籍鬼画符之类都是“神代表”们才有资格弄懂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有资格弄懂吗?)其实“苍蝇型文人”的高谈阔论一旦“脱密”，扒掉那些以“学术术语”为“密码”的掩护，“还原”成普普通通的人话，就不难发现里边往往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复杂高深的东西，凭普通的逻辑常识就能判断出对错——难怪要靠“加密”故弄玄虚。

　　——茅于轼说：“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是用“数学符号”“加密”。

　　——开口闭口“帕雷托改进”、“经济人”、“理性人”、“结构性物价上涨”之类——这是用“经济学术语”“加密”。

　　——喋喋不休“经济人”“和谐人”(“关注第三次思想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正常的社会”“体制性思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 “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扩展自由”( 第三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新社会阶层”的“资格”“能力”的“成熟”和“政治定位”( 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应当多关注民生，逐渐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社会经济结构”的“协调”( 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用“政治术语”“加密”。

　　——此外还有“外语加密”、“学术论文加密”、“法律术语加密”，等等。

　　对那些对“科学”、“学术”的认识有盲目性的人来说，用“学术术语加密”搞“说不服，绕糊涂”最有效。

　　手法二：繁琐哲学，文字游戏

　　“说不服，绕糊涂”最有效的工具是“繁琐哲学”——把“干货”冲稀，把实质性东西“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一大堆东拉西扯的废话之中，想方设法绕你上钩：你如果不耐烦被绕得晕头转向而看不出问题，那就正好上了我的大当。你如果小心谨慎一丝不苟，那谅你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每件事情上都如此呕心沥血，结果必然顾此失彼，总有疏漏的时候。

　　——当年的“苍蝇型文人”就最喜欢用“繁琐哲学”整朱元璋：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读到六千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杖茹太素于朝。次夕，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朱元璋嘲笑道：这道奏折五百字就可，何须万言?——明知这位“洪武爷”叫化子出身，“自学成才”，肚子里墨汁有限，日理万机，时间精力有限，五百字能说清的事却故意引经据典弄出个一万七千字的长篇大论来，这不是存心用“繁琐哲学”折腾人又是什么?朱元璋倒也不含糊，先揍一顿板子，再下令禁止长篇大论——结果却催生了“八股文”：一种糊弄人的文字把戏没消灭，又冒出来另一种糊弄人的文字把戏。 朱元璋的“硬权力”虽大，但终究拿“苍蝇型文人”们的“软权力”没办法。

　　——现在一项很普通的交易，如银行开户，申请信用卡，买保险等等都必须先签合同协议。好些协议又臭又长，普通用户要想看明白恐怕得一字一句花几个星期。实际上许多用户都是看不懂也签字——反正没那么多功夫，即使看出了毛病也没办法：“买的没有卖的精”，只好挨宰也认了。一旦有事，用户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你早就签字画押了，能怪谁?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繁琐哲学”的应用实例。

　　——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那么简单易懂的十一条，61个字。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都能记住背熟，严格照办，容易遵守，更容易监督——就凭这就解决了当时一切的复杂物权关系，打出了个新中国。“苍蝇型文人”搞出的《物权法》洋洋几百条，要害条款全分散隐藏到这几百个“掩体”中，让普通人一看就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休想运用自如，只好任凭“苍蝇”们自由发挥。——这一比就可以知道，搞“繁琐哲学”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帮助“苍蝇型文人”制造问题。

　　——堆砌一大堆美丽动听的字眼，如“特色理论”、“特色旗帜”、“以民为本”、“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科学发展”、“和谐民主”等等等等，云山雾罩长篇大论了半天，就是不直接点破真正的要害：“特色旗帜不包括毛泽东的旗帜”、“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让“局外人”看不到“砍毛泽东的旗”这一实质，稀里糊涂赞成通过——“说不服、绕糊涂”的“繁琐哲学”武器威力在这里简直发挥得登峰造极。

　　文字游戏是“说不服，绕糊涂”的另一着，也是“老传统”：如同求签问卦，“神代表”的答案永远是“天机不可泄露”，永远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行，永远让你费尽心机琢磨，永远让你事后才“恍然大悟”，只能当“事后诸葛亮”。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萝卜不可少不得打官司”之类的文字游戏已经老掉牙了。现在时髦的都“与时俱进”，比如“XX代表”、“XX特色”、“以民为本”、“权为民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宽容不规范”、“结构性物价上涨”、“改革产生的问题只有靠改革来解决”(照此逻辑，吃屎产生的问题只能靠吃屎来解决了)……总之都是玩弄文字以便按照自己需要随心所欲发挥解释的玩艺。

　　<4>消灭责任，推捼搪塞

　　要维护“一贯正确”，就必须“不干实事”。要“不干实事”，就必须避免一切责任，免得被责任逼着干实事。要避免责任，一是要消灭责任，造成无责任可负的状况，二是要善于推捼搪塞。

　　“苍蝇型文人”官僚为什么坚决反对“计划经济”? 为什么要“全卖光”?除了可以借机谋私利，更要紧的是消灭责任。

　　计划经济体制下当官太难了：一切归口，责任分明，无论哪行哪业搞没搞好、效果如何、有关负责人干得如何、能力水平如何几乎一目了然，再会卖嘴也不顶用。毛泽东时代的官“升官不发财”，一天到晚却要紧紧张张，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要不停地学习，吃透上面精神，要不停地地调查，摸清下面情况，要不停地研究总结，考虑如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工作方法”，要警惕敌人捣乱破坏，要纠正错误倾向，要抵制不正之风，要严格遵纪守法，要兢兢业业……一天到晚 “责任”、“责任”、负不完的“责任”，实在“费力不讨好”。没点真才实学、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善于联系群众、没有若干年的实践经验根本干不了那样的官。

　　难怪“苍蝇型文人”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全卖光”——卖光了，就掩盖了自己什么都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不屑干的真相，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了。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往“市场经济”身上一推了事：这是“市场经济规律”，跟我没关系。想追究责任?叫你“老虎吃天——没处下嘴”，没地方找责任人。

　　难怪现在的官都觉得当官不难——毛泽东时代的官必须理论加实践还得按规矩办事，现在的官有了文凭加关系就能上任，上了任自己就能立规矩，那还有什么难干的?况且治国安民的正经实事都卖出去了，当官的没那么多责任要负，一天到晚要干的“正经事”就是巴结上司：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拉拉关系，吹吹“政绩”……其实不必负责的官只要有人“罩”着，不管是谁闭着眼就能当——溥仪不是三岁就当了皇上?相比之下，今天的“精英”“年轻化”的潜力还大得很呢。

　　满清时有人统计当官的70%的时间精力要用于官场应酬，只有30%的时间精力能用于办政事。现在呢?未必强到哪儿去——只要查查这些年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费用数据就够了。

　　别的且不论，就冲消灭责任这一条“苍蝇型文人”也容不得计划经济，一定要“全卖光”——权术的需要。

　　<5>弄虚作假，形式主义

　　造“神”是个“无中生有”的工程——让人们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

　　自封“神代表”是“无中生有”加弄虚作假——让人们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之外再把“苍蝇”当“天使”。

　　俗话说：“眼见为实”。要让人们相信不存在的东西确实“存在”，那就必须拿出点能让人看得见的东西，再一口咬定这看得见的东西就是那不存在的东西的“化身”和“代理”。——有没有实际内容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子货，或曰“神像”——看上去似乎“宝像庄严”， 一本正经地接受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其实不过是不值多少钱的木头石头砖头泥巴之类换了个形式而已。没有这个“形式”，就仍不过是一堆没多少人太当回事的普通材料。对这些本身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来说，“形式”就是命。

　　没什么可证明自己又必须证明自己，就只能在表面形式上玩花样，就只能卖弄形式，搞“形式主义”。

　　——没法证明神存在，又必须证明神存在，就只好用巍峨的教堂庙宇建筑和庄严壮观的宗教仪式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宏伟的表面和庄重的仪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没法证明自己了不起，又必须让别人相信自己了不起，就只好用浑身名牌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昂贵华丽的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儒教当年就是靠卖弄形式发迹的。“儒”的原始意义是“典礼专家”：大儒为王公办礼仪，小儒为先富们办喜庆丧事——敢情当年“儒家”的老祖宗混得好的，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混得一般的，相当于“婚丧公司”的“礼仪小姐”;混得惨点的，相当于农村专门操办红白喜事的二大妈兼吹鼓手，总之是靠“典礼”混饭吃。而“典礼”就是重大场合的“仪式”，讲究的全是演戏般的排场、秩序、礼貌、打扮、行为、规矩等等表面光的样子货。——难怪儒教那么强调“礼”：“礼节”、“礼数”、“礼仪”、“君臣之礼”、“克己复礼”、“繁文缛礼”……原来“礼”是人家混饭吃的看家本领、老本行。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卖什么吆喝什么”。 “典礼专家”儒家靠“礼”吃饭，自然得拼命夸大“礼”的作用，把“礼”严肃到“天人感应”的吓人高度——“礼”乱了，就是对天不恭，天要发怒，要降祸人间。“礼”对了，天就高兴，就天下太平。一句话，当皇帝的啥事别干，只要天天“典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克己复礼”就行了，就能“顺天承运”、“江山永固”了。

　　所谓“典礼”，其实就是“演戏”——一切都必须按事先规定好的剧本执行。而且这戏还是“木偶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但都事先卡得死死的，而且一切还都必须由别人提线操纵，不牵线不能动一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好象舞台上的明星迷上了台上出风头的滋味，恨不得从此处处是台上，处处被“追星”，处处受崇拜。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个“明星梦”强制变成现实，让人们时时、处处、事事上演“典礼戏”。

　　鲁迅说：“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独尊儒术”却正是如此：“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这也如同全社会实行“军衔制”，所有人，包括父母父子夫妻个个属于某个“军衔”，一见面先分清“军衔高低”，然后立正，敬礼，报告，指示，礼毕……地来一通，如此贯穿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发热昏”，但在皇帝来说则不然：人人都变成提线木偶，自然没人造反了，自己的皇位不就稳了?

　　但如果人人如木偶般死板僵硬，如作戏般虚假，社会不就停止不前了?整个社会“生活典礼化”、“典礼生活化”，或曰“生活作戏化”，“作戏生活化”——事事都是“礼”，或曰“作戏”，言谈举止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得如“典礼”般郑重其事地作戏——如此社会焉能不呆板、僵硬、迂腐、保守、虚伪透顶、顽固不化?(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对不起，皇帝们不在乎这个，替皇帝们出馊主意的“苍蝇型文人”们也不在乎这个。人家在乎的是通过“典礼”让皇帝们当“明星”、通过“典礼化”让皇帝们天天过“明星瘾”、天天尝到被“追星”的滋味，是利用“典礼”这种形式造神：没什么可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又必须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就只能在表面形式上玩花样，就正好用得着儒家的“典礼主义”——用典礼的庄严凸显自己的尊贵，用表面的尊贵掩饰实际并不存在的“神圣”内涵——只要把典礼上规定的等级尊卑规则“发扬光大”“推而广之”，渗透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去，皇帝是“神”的神话就牢不可破了。

　　(宋朝之前“独尊儒术”还有点“初级阶段”，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钳制还不那么完全彻底。但从宋朝起大兴“理学”， “独尊儒术”全面铺开，“典礼化”、“作戏化”彻底渗透到每个角落，社会的僵化、迂腐、保守、虚伪就登峰造极了。——难怪中国自宋之后再也不见有相当于“四大发明”的创新了，宋后干实事的不如卖嘴吹的了，当岳飞的抵不过当秦桧的了。)

　　总之要造“神”，就离不开“形式主义”。“苍蝇型文人”的老祖宗儒家靠“形式主义”造神发迹起家，一脉相承到今天。今天的“苍蝇型文人”靠造“神”当官同样离不开形式主义。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执着，拼命到处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连个区县政府的办公楼都敢比美白宫、人大会堂、天安门)?效仿皇帝和宗教：“没法证明神存在，又必须证明神存在，就只好用巍峨的教堂和庙宇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庄严宏伟的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没法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又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就只好用巍峨的宫殿和肃穆的礼仪等表面形式来间接证明：‘不见皇房壮，不知天子尊’——用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仪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喜欢给自己加封一大堆高得吓人的高帽和头衔?——“专家”、“学者”、“博士”、“博导”、“学者型官员”、“知识型人才”……用形式主义造“神”的需要：没法证明自己代表“神”，又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神”，就只好用美丽的头衔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科学”“渊博”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喜欢造假作戏?——“逢年过节到处串戏，‘访贫问苦’‘特赦火鸡’。‘专业演员’专演群众，‘特色公仆’‘特色’淋漓。装腔作势吹拉弹唱，装模作样和蔼亲昵。‘光明所至’处处‘美好’，‘皇恩浩荡’个个‘感激’。头版头条连篇马屁，镜头焦点满目‘政绩’。自吹自擂自导自演，‘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用形式主义造“神”的需要：没法证明自己代表“神”，又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神”，就只好用各种造假来间接证明了——用“作戏”“表演”等表演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6>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本本主义，轻蔑实践

　　这一条容易理解：事实是最无情的，能将任何谎言打得粉碎。“苍蝇型文人”只要一接触实际，其“神代表”的“神秘”、“神圣”、“神奇”等神话就保不住，就难再神气下去。为了保护“苍蝇型文人”是“神代表”的神话，就必须脱离实际。

　　张凯的文章《矿工的一天》是这样结尾的：“你来试试，不要你做矿工一生一世，只要一天。”——就这“一天矿工”，那些“主流精英”们，那些“学者”、“专家”们，那些“苍蝇型文人”官僚们有几个能做得到?就凭这个“一天矿工”，就可以知道什么叫“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也不难明白这是为什么：“苍蝇型文人”“造神运动”的需要。

　　“苍蝇型文人”“造神运动”的其他种种“特色花招”多得很，总规律跟邪教造“神”的路数大同小异，原则是要不断地让人们相信某路“神”确实存在，并承认自己乃此路“神”在人间的“代表”。换句话说，邪教传教的喜欢怎么干，“苍蝇型文人”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一一列举太累赘。网友有兴趣可以自行观察总结。

　　3).“一盘散沙”

　　苍蝇天生没组织，比一盘散沙还散。“苍蝇型文人”也一样。

　　中国文人历来一盘散沙。因为文人从来认为成功与否只靠自己，与别人无关。既然谁也不靠，自然可以互相“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孤芳自赏”、“无师自通”、“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管是对上、对下还是彼此之间都是一个不尿一个，有何“凝聚力”可言?结果自然是“一盘散沙”。

　　很少看见中国文人遵循“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争辩。最常见的办法是把“是非之争”转换成“资格之争”和“人品之争”：你错，不是因为你的观点错，是因为你资格不行，学历不行，智力不行，动机不行，所以你不可能对——照此逻辑，“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如果是个罪犯说的就必定错误。

　　听中国文人讲话做报告最常有的感觉是在挨训：真理全在人家手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教训晚辈的口吻训导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极少碰到把自己看成跟大家一样平等相处、相互尊重讨论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哪些我懂，哪些我也不懂，我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哪些我正想弄明白，咱们一起探讨切磋——当然，这往往出自一种缺乏平等概念的潜意识，并不一定就是本人骄傲成性，存心如此。

　　对比读中国大学教科书和读美国大学教科书的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大学教科书往往要把“薄的读厚”，美国的大学教科书则几乎必须把“厚的读薄”。

　　中国的大学教科书(至少是我见到过的中国大学教科书)经常是编得很严肃认真，但读起来很费劲：内容丰富，文字精炼，注解很少，检索不全，不便自学，要弄懂离不开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这个定义出现在某某页上，这个公式还有某某成功的应用举例……等学下来才发现教科书之外总要多出一堆笔记讲义之类，“薄的读厚”了。

　　美国的大学教科书则非常“与读者为善”(User friendly)，总是不厌其烦，图文并茂，注解丰富，检索详细，读起来很轻松，读懂了不上课也能弄明白个差不多。但就是罗里罗唆，口水话一大罗，真正的干货往往被冲淡了，需要总结提炼，从一大堆关系不大的东西中把最要害的东西剔出来。等学下来才发现一部教科书有用的东西就那么些，“厚的读薄”了。

　　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美国大学教科书的“不厌其烦”好理解：书越厚稿费越多。中国大学的教科书则只好按“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来理解了：别人编的教科书瞧不上眼，大家都自己编自己的印数就上不去，只能越简略越好。有了名气的嫌编教科书掉份：没什么“学术含量”还特别费力，出了差错就丢脸丢大了。不把教科书编得叫别人看不懂，怎么显出自己学术水平高，高深莫策?如果教科书编得容易自学，大家一看就会，没人来选自己的课怎么办?有的人干脆不要任何教科书，只发自己的讲义。——说难听点，不让别人看不懂，显不出自己高明。不替学生打算，靠别人的不懂来凸显自己的高明——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特色”在大学教科书这样很基本的问题上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在其他方面该闹得多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大学教科书的状况如何我也不清楚。也许已经“国际接轨”，突出稿费，必须把“厚的读薄”了。如果那样，那还得恭喜中国的文人“思想改造”成绩不小，为了稿费这个共同的发财目标在教科书问题上居然克服了传统的“一盘散沙”的习气，实在难得。)

　　普通中国文人是“一盘散沙”是一回事。当了权的“苍蝇型文人”“一盘散沙”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靠谎话、神话维持自己的权力，最怕老百姓团结一致——老百姓想到一处去了他们想骗人就更难了。他们坚持“神代表”一套鬼话，大权在握又高高在上轻蔑一切，说服不了人，团结不了人，更凝聚不了人——也不想中国人有凝聚。

　　——难怪“苍蝇型文人”从来不教人凝聚，从来不教人团结，从来不教人实践，总是推崇权术，欣赏勾心斗角、主张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难怪今天的“苍蝇型文人”对能凝聚中国人的一切都那么讨厌：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理想道德……

　　——难怪今天的“苍蝇型文人”对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处于有组织有凝聚状态的一切都那么反对：人民公社，组织，户口，档案……

　　中国社会为什么历来“一盘散沙”?——“苍蝇型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