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的组织 广场舞之所以能一家独大，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条根本原因之外，组织程度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胖姐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一套。跟派出所联手的事姑且不论，最可道的是他们形成了一个骨干团队，即前七排大约一百来人的稳定人群。有了这一百来人就有了气场，就能控股整个广场。但问题是，中国人哪个背后不天天控诉领导?哪个不盼望有朝一日法办了领导?这一百来人凭什么要接受胖姐领导，当她的基本队伍?答案很简单：胖姐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广场由于地处闹市，除了北风吹那几天略显地广人稀，剩下的日子全都黑压压的，明摆着人对地皮的过剩“刚需”。经常是吃完晚饭，再洗完碗，再走到这儿，就没地方插足了。去年春夏两季我基本上是在台阶下跳的，低人一等不说，关键是显得跟神经病似的。在这样一种资源紧张的形势下[18]，先来后到即排队按说是最公平的分配原则。可谁得了好处不想永久把着?谁不想弄一块属于自己的“舞位”——就像钉了地锁、自己掌握钥匙的车位?于是，胖姐要队伍，群众要特权，两种需求一拍即合，合成出了拥有前七排固定位舞位的队员。队员们统一发了不是惊红就是骇绿的队服，阵线分明，其他人一进去就沦为眼中钉——有回他们将一名“异物”驱逐出境后议论纷纷：“往哪儿钻啊?钻人窝里来了!”读者也许会纳闷，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临时形成的社会里，胖姐给人特权，可谁给她特许呢?我想没人给，包括派出所和作为基层政府的街道居委会。她的特许其实是那一百人给的，为了他们的特殊需求——属于自己的舞位;并且得到另外二百人的默认，为了他们的基本需求——跳容易跳的舞。那为什么会是胖姐呢?因为胖姐有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她能提供功率足够大的音响设备;她能借用教堂的电路;她能协调礼拜活动和广场活动的关系，包括有一回率领群众跟教堂方面理论，并在神父当众道歉后又带领群众鼓掌和解;她能时不时得到商家“赞助”，跳舞结束后发放“搁家嫌闹、白给谁不要”的小百货;她能组织核心团队去外地旅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占据了正前方的台子，弄俩人在上面领舞，看着挺名正言顺。在中国，台子是象征权威的重要礼器，对中国人潜意识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她用的扩音喇叭也具有类似的震慑功能，能相当于一个警卫班都说不定。此外，她的体量、音量以及比较横霸的语言风格，也都构成了这类小型江湖世界或微型丛林社会所青睐的人格魅力。所以，当我有一次公平意识油然而生、破门而出，走过去问胖姐：你们怎么弄得跟终身制似的，不准备搞世袭制吧?她的回答干净利落：“我可以停了它，谁有本事谁来呀!”停了它，我首先就傻眼儿了。 组织化与积极性 站在一边观察整个广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特权的头几排显着有点无精打采，一些人能把舞跳得跟站桩似的;而后面没特权的却一片热油爆火。这可不是我见仁见智，而是胖姐在台上训话时一再指出的问题。胖姐曾扬言收回衣服，甚至威胁要废除终身制：赶明儿啊，咱这么着，前几排的到点您不是不来么，那就让后面的人到前面儿来!在这个群众自娱自乐的社会空间里，热情活力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十分有趣。二者先是正相关，即携手同行，因为人的确是社会动物，好多事包括寻欢作乐都得在群体里实现，而群体是有组织的。这里的广场舞虽不像国标舞或集体舞那么强调舞者之间精确的配合，只要大方向正确，别人往左你别往右造成碰撞就行了，但即便如此，参与者也需要彼此激发、相互感染，需要你追我赶的集体氛围。人在阳光里存活，在目光里存在——我自己有时在屋里也蹦蹦，但终不像在广场上人堆里跟服了中华鳖精似的那么有劲儿。不过再往后，组织化程度似乎就跟热情活力成反比了。“群”越来越成为“己”的负担。慰劳品发放的越勤越贵，说明负担越重。有一阵前七排一人一顶能雷死人的帽子，上面还缀了闪闪发光的小灯泡，估计是为了电视台拍摄时突出“咱们老百姓，是今儿个真高兴啊”或“越来越好啦——啦——啦”的主题吧。我发现前面有个老头帽子老反着戴，不解其意，有天向他请教。老头说“不戴不合适，戴着多别扭呀!”去年冬天起，广场前几排的组织化又上一个台阶，成立了合唱队。生冷生冷的夜晚，老人家们站得跟共和国卫士似的，一遍遍练歌，据说肩负了慰问演出的任务。挺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唱的真不怎么样，估计也只能慰问聋哑学校，但进入芳菲四月天以来，两个声部三个声部的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这半年中，胖姐不光训话，还领唱。一条跑调的嗓子何以领出了一支不跑调的队伍，只有“主”能解释。每天听她那声“横——断——山——”或“呼——伦——贝——尔”觉得有点受不了，但哪天要是听不见了也许还真不适应。前天他们又在给队员们发电脑本，围观的人群微有骚动，大概都想：连这都发?!只听胖姐谈笑风生，“还有人说等着发媳妇，我劝男同志就甭等了，咱们这儿啊，只有老太太!” 社会与国家（或公司） 在组织化的光谱上，一极是个人，鲁滨逊或神农架野人那样的个人;另一极是国家，第三帝国那类国家。八面槽广场的中后部分是些组织相对松散的扁平社会，没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目的也比较单纯[19]。马路边、大商场前、街心花园里那一片片一群群大多如此。而前面的几排则更为趋近国家或公司，动机构成相对复杂，上下关系清晰可见，胖姐站台上数落下面跟单位书记、企业老板申斥员工别无不同。今天很多人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无组织的社会固然不是社会，太组织的社会也不是社会，而是国家或公司了。一些张灯结彩的“公民社会组织”，进去溜达一圈会发现跟卫戍区或株式会社差不太多，这是需要有心人留心的一个问题[20]：我们是要用很多个国家代替一个国家吗?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社会向国家或市场的转化，是目前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方面，要承认其合理性，不妨理解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正常而良性的互动。从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歌也唱了虽然拘着点儿，舞也跳了虽然收着点儿，还能给家里免费带回点儿礼品，这有什么不好呢?从胖姐的角度，她能两只脚踩中国社会结构的三大板块，居间协调，实属今后中国最需要的领袖型人才;而且这么一个闹哄哄的场子没点儿强人作风也真hold不住。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要警惕后者对前者的收编或吞并。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健康的、称得上“社会”的社会，与国家、市场形成牵制、竞争、互补及合作的关系。 离开广场 我后来发现广场边上还有个二三十人的舞群，去了几次就不太想回广场了——偶尔也回去跳跳。反思一下为什么不想回去，主要有两条。第一，虽然理性上理解，但我感情上不喜欢权威，骨子里有个人/自由主义者的一面[21]，记得上高中后就受不了排队齐步走尤其是喊号子了，觉得跟傻子似的，平日也是能不见领导就不见。因此，对胖姐颐指气使的一套易生反感，一直没领他们的衣服裤子。没更好的地儿呆那儿也挺好，有更好的去处自然就“办移民”了。第二，主场尤其前几排有让人特别扫兴的一面，虽然不是经常，但因谁挤着了谁而吵架动手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有回把110都招来了。拥挤当然是个因素，但还要结合其他因素——贴面舞还就嫌不挤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几十年利益争夺的历史运动已经内化成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不信任感及防范意识。在“张叔”“刘婶”的熟人社会如大多数基于单一社区的舞群，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情况会好一些;在由南北东西好几个社区外加相当数量流动人员构成的这个广场舞群，情况就会差一些。还要再结合一个因素：这里的居民前面介绍了，属于中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在社会战争的硝烟里呼吸久了，一肚子怨气易燃易爆[22]。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彻骨彻髓，不光在经济上抢走本来该属于他们的财富，还在心理上没收了他们的阳光心态及月光心境，罚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为一点蝇头小利站岗巡逻、当牛做马。 换个新群 我新入的这伙与此形成一定的反差。这个群体以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女性为主，多为外地来京务工的新北京人，听他们七嘴八舌说什么“进货”，什么“老板不在，爱卖不卖”之类的话，应该是售货员、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吧——在我们胡同开小菜店和洗衣店的那位河北农村妇女有时也过来。本地人也有一些，有位大家都叫他“F老师”的中老男子，每天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载着外地小保姆(我猜)和三条狗，像一幅画从胡同的夜色中飘然而至。这里的气氛显然比广场平静亲和，人员密度的确低于那边，但也有挤的时候，赶上“剐蹭”，彼此报以一笑，觉得是件好玩的事。相对稳定的小群体更容易这样，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外地人进京求发展走的是上坡路，光明会多于阴影;年轻人入世尚浅来日方长，希望会大于怨怼。这儿的舞蹈比那边复杂，一支曲一样舞，什么“24步”、“34步”、“60步”，每天会跳一二十种[23]。几位“自然形成”的领舞者前一个小时总是带着跳大家都熟悉的，余下的时间再学些新花样，让人感到对多数和后进的关照。这是个没上没下的世界，有张罗而无领导，有差别而无等级，平日里无时不在、无处不至、就连单位年终联欢会也不肯放过的不平等体制在此神秘失踪。这是个无利却起早的世界，腿跟着心儿跳个不停，心跟着曲儿飘个没够，而由钱启动、发动、策动、推动、拉动、煽动、运动而没了钱就一动不动的“自然规律”，也暂时一边歇着去了。 外来务工者 北京市外来人口已近千万，“原住民”与“外来客”的关系，虽然比世界上出了排外血案的城市要好，但也不是没有紧张。有些本地人对外来劳动者(一般人也接触不到龚爱爱那样的外来食利阶层)心存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24]。记得有一次我在西四十字路口等红灯，一个外地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前梁上还坐着一小伙子，他停下来脚没支稳，连人带车倒在一位本地大叔脚边。大叔看着他俩郑重宣告：“我们北京人，不欢迎你们!”我说了句“我也北京人，您就别代表我了”。小伙子倒是爬起来啥话没说臊眉耷眼推车走了。在这种歧视、敌意的气氛里，外地人不把北京当小便池才怪呢。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尚未得到太正经的对待。记得头好几年一些中外先锋艺术家把外来打工者当一队毛驴似地牵进他们的装置艺术，或一人端一块转头，或让众人在大桥下叠罗汉，做托起中国状，嘁哩喀喳拍成摄影作品后给每位道具发50块劳务费遣散。而在八面槽这儿，外来打工者是主语而不是宾语，尤其不是介词宾语。这些跳动的主语以娴熟灵活的舞姿，给这个原本略像老迈的空间注入青春活力。广场南侧一位总穿着背心的外地中年光头，跳得摇头晃膀，恣肆酣畅，带动周围的姑娘小伙儿，像草原上的马群奔腾而来，呼啸而去，极富感染力。我们这个群里，不少跳得好的一张口也是外地口音。有位长得矮矮鼓鼓的外地女性，有几款舞跳得特别有感觉，曲子一起众望就归了她，她也当仁不让，跑到前排正中习主席的位置上翩翩领舞。在现行的社会不平等体制(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和一二三线城市等级制)及其配套的审美标准所覆盖的绝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魅力”属于那些由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外加钻石项链英语单词所组成的衣香鬓影，这些穿著朴素、相貌平常的男女是不存在的。但情况到这里有所改变：以身体与艺术最朴素的尺度来衡量，“酷”的是他们，“土”的倒是我们[25]。我有时看她们从不矮的铁栏杆翻进翻出，感觉要比妆模作样的中产阶级贵妇自然、顺眼多了[26]。 身体的“继续革命” 说得夸张一点，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群众舞蹈是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起码就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而言，舞蹈脱离绝大多数人的身体已经有千百年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体制把“劳心”供在上面，把“劳力”踩在下面，年深月久，身体能不动就不动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达官贵人端坐在太师椅上，把舞伎叫来看她们动。就连普通人孝敬父母也是“妈您坐着甭动我来!”其实得益的是他，吃亏的是妈。一个鄙视四体、蔑视运动的文化不盛产“东亚病夫”盛产什么?有时看着官场上的小狗腿子搀着四五十岁的领导上下台阶，真想过去建议他们改搀为歌，让领导踏歌扭着上去，旋着下来——实在要架，也架着领导走回“太空步”。回想自己从小到大，净看别人——舞蹈工作者、舞蹈家、还有最近流行的“舞者”——跳舞了，而自己跳舞则只有“迎九大”那次学校组织的“忠”字舞，因为是任务还政治不跳不行，留下的身体记忆跟搬蜂窝煤、摔砖坯子没太大区别。由于缺少参与，笔者对舞蹈既无欣赏的能力也无欣赏的兴趣。有时坐在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保利大厦，看着那些神仙般的人物做着妖怪才做得出的动作，会生一种很深的陌生感：这一切跟我有关么?它们只跟我的头部有关，只跟头部的视网膜以及头脑中很异化的艺术时尚、极扯淡的文化身份有关，却跟本来最该有关的四肢百骸无关。我真佩服不少慢三步都走不利落的人，讲起芭蕾舞的什么“挥鞭旋”就跟亲妈说“我们儿子”屁股上那块胎记似的。许许多多歪在沙发里轮椅里的业余体评人，也是一辈子球没碰过水没跳过。 1970年代末、1980年初交谊舞席卷全国，那其实是中国舞蹈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舞蹈与大多数人的身体终于会师了。但这次历史性“会师”却被搭载在它之上的另一起“会合”喧宾夺了主。非夫妻、非母子、非父女的两性身体，在经过了修道院似的的十年文革之后，终于在交谊舞的舞场上“会合”，越狱似的广大男女如醉如痴地享受“会合”的乐趣[27]，没有谁会留心“会师”的意义。“会师”不但被“会合”抢了风头，还受了连累。男人女人想起自己另一半在跟其他人“会合”便怒火烧——人性就这样，没办法。有些绅士淑女候选人试图超越人性，效但果也不过文火煨心，没噗锅而已。有些老爷们儿为阻断女人和其他男人的进一步“会合”而断然出手、血染舞场的事情时有耳闻。交谊舞的男女配对儿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对于群众舞蹈的普及它既是动力也是阻力[28]。而后来以迪斯科为基本样式再加变通的这类广场舞蹈，不少是以个体为单位，大家虽成行成列，但彼此不挨不碰而且较少配合，这就大大减少了来自技术、心理、人际、特别是婚姻两性关系上的麻烦，解除了潜在参与者的后顾之忧。遗憾当然也有，那天我从上文提到的中年光头男身边经过，他正即兴发挥，跟小伙子跳对舞，虎头肌与虎头肌相碰之际听他长太息：“你要是女的就好啦!”性的吸引是所有舞蹈的题中之义，这里也不会例外。不过这里有空气绝缘，吸到一块儿的概率要肯定小于握着搂着的交谊舞。 身体革命中的男性 舞蹈回归民众身体的说法，尤其适用于男性。以中国的性别文化，不少女孩、女生没少跳舞跳皮筋，到了女人阶段也会参加一些诸如庆“三八”、迎奥运之类的舞蹈活动。而男性一辈子没跳过舞就像一辈子没进过女厕所一样正常。我那天跟卖馅饼的苏北小老板聊天，问他每天健身不，去没去南边广场蹦的蹦的。他说老板娘有时去，“我可不去，我打沙袋”。男性顶了个“男子汉”“男子气”的盛名，没少亏待自己：从小到老的姿势动作不过伏案、叉腰、背手、散步、鞠躬、挥拳、瞄准、拔刀、抗麻袋、打沙袋、抽耳光、扫荡腿那些，能不能凑出三十六样都难说，别说七十二式了，而且弄得自己不是贴着膏药就是裹着绷带。人世间不少赏心乐事，就因为一道性壕横在那儿，让一半人口可望而不可即。热天穿裙子摇摇摆摆里面定是清风习习，比裤子勒腿上舒服多了，可哪个男的要是穿了，别人会想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上变性手术台?女性大胆开发、勇敢引进让自己受用的事物，这一二百年间已成为风起云涌的世界性运动，闹得如今公共场所女的可以穿背心，男的反倒不让了。不过，男性既非傻子也非自虐狂，在取我所需、找我所乐的路上也没歇着。舞蹈让他们中不少人发现身体原来还可以这么动，而且动得既健康又有趣还怪舒服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老中青男性加入了舞蹈娘子军——有的甚至成为党代表甚至发起人。中国人的性别意识及性别规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原来觉得天下最丢人的差事莫过于小俊男们歪头侧脸给女歌星伴舞了，如今态度已经平和了一些。但对舞蹈基于性别文化的成见，在我这儿还保留了不少，总觉得不应该是七尺须眉所为。如果哪天来跳舞的男性特别少，尤其是只剩了我一个的话，就会感到紧张，尽量呆在树影里。我现在跳舞，腿脚已放得很开，据我老娘鉴定，看着不那么“梆梆硬了”。原因之一，可能是这儿的舞蹈多以腿脚动作为主，看着比较中性化吧。那天晚上领舞的在一段舞里加了手臂动作，我就有些迟疑，觉得太脂粉气了。回家路上经过街边的另一个舞群，发现那儿的大老爷们正右手叉腰左手招摇，不仅是“轻盈”、都有点“婀娜”了[29]。看着这些身体革命的冲锋队员，心里的感激轰跑了嘴角的嘲笑。 重建社会，重建意义 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快速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垣残壁颓，尸骨枕藉，只留下一路三样货生龙活虎。头一样是“钱”，第二样是跟代金券差不多的“权”，第三样是越来越等于投币机的“色”。那些购置了十套百套家居的房叔房婶房霸们，终日蜷缩在不到一立方米的意义天地里，除了钱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抢钱什么也想不到。上层如此，下层也不会别样，就像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既然车头是朝着福布斯排行榜跑，也就别指望着车厢朝着学雷锋光荣榜跑。平心说，致富是中华民族近代一项基本任务，改革开放是一次财富上的急行军。在这个席不暇暖、上气不接下气的进程中，财富价值观以及“经济人”“理性人”的人性论和方法论等等，起到了军鼓军号白干儿白面儿的文化动员作用，不是一点合理性都没有的。只是这类春药似的东西，短期内固然能收提速热身的效用，长期服用就会坏人脑子，并通过坏人脑子进一步坏人身子——喝糊涂了的人觉得越喝越好。而喝了又喝的结果已经明摆着：社会关系创深痛巨[30]，风气败坏，道德沦丧，毒抢偷骗几乎成了生活常态(我家座机每十个来电就有六个是行骗的)。社会情绪风干物燥，社会冲突火星四溅，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却时有经过敌占区的感觉。中国确实应转向更平衡、更全面的发展，应该重建更公平的社会关系、更丰富的意义世界了。其实，就在精英们拿着B超探头在领导人讲话稿上领会来领回去、领会不准“上意”到底啥意思的时候，就在学者们捧着不知道修订了多少稿的“改革顶层设计”不知道该往哪儿递的时候，不少民众已开始在广场、空场，在公园、街边，在不断开拓的社会空间里行动起来，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际与人心了。有一天跳舞前听一位大姐叹息生活不易：“可不儿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又一天跳完舞见一位大姐扬扬而自是：“咱挣得少，可活得好!” 偶尔会从教堂古老门窗中飘出风琴声和圣歌声，听着很远又很近。它们与广场及周边的伴舞歌曲一灵一肉，可谓天差地别;但就翻修社会关系、重建人生意义而言，它们又像同一个工地上的两个民工。舞曲中有一支男声《美丽的七仙女》，其中唱道： 美丽的七仙女—— 我就这样爱上你 我这个人老实平凡 真的是配不上你 多情的七仙女—— 谢谢你让我爱上你 我会努力耕田种地 讨你的欢喜… 回回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生一种人间天上的悲苦和感动。凡尘中，“美丽”、“多情”已渐渐成为一道道佳肴，被川流不息地端上黄金打造的餐桌[31]，而“耕田种地”被尊重、“老实平凡”被欣赏的记忆则像天国一样遥远了[32]，但依旧像群星一样闪耀。人民群众闪耀的梦想与基督的救苦救世精神浑然无间，踊跃着的广场和祈祷着的教堂实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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