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我跟几位朋友新编的《艺术手册》)

　　八面槽教堂

　　北京王府井“金街”北端路东有一座教堂，人称“八面槽教堂”，不过，有些老北京或以老北京自居的人爱说“不就那东堂么!”其实，北京的“天主四堂”[1]都有哪几位，他们未必能说全。八面槽教堂坐东面西，体量既不宏伟，造型也趋中庸，完全没有许多西方宗教建筑那种拔地通天的架势，离开一百米，就会掩没在椿树柏树(其左其右两条胡同名)的叶间，消失在黛瓦灰墙的背后。教堂有三个拱顶，上面立着三个十字架。文革初期堂里的外国修女被红卫兵揪斗之后押解出境，曾轰动一时。十字架也拆了，夜晚从街上过，看去就像三个黑漆漆的头盔被射掉了盔缨。文革后恢复宗教活动，十字架又重新登临教堂的顶端。当春风把天空擦得锃光瓦亮，把白云梳得像条猫尾巴，在日色里熠熠生辉的十字架就像三个小羽人，刚刚飘落人间或正要飞往天堂。

　　从我记事起的1960到1970年代，这座教堂一直有道白围墙。围墙正中有一红色两扇的拱形门，门楣写着“天主堂”，门的一侧悬着“八面槽小学”的木牌。当年建设资金短缺、人口增长迅猛，全国庙了寺了祠了的大概没少改校舍——民国初年兴学也是这办法，诗僧八指头陀好像就为这事气死的。北京市教育局和宗教局的领导当年约谈八面槽教堂的本堂神父时说：“教育、教堂都姓“教”，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别分两处过了!”神父一个劲划十字，表示这也是主的意思——这当然是我瞎猜。1980年代八面槽教堂和八面槽小学又共处了几年，但显然不和平，纠纷都闹到报纸上去了，为的是小学升国旗的事。国家通过升旗仪式为少年儿童接种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学龄前太小种不上，到初中高中逆反期种还不如不种，小学是最佳年龄段。但经过了十年文革，对于爱国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教育，广大虎妈鹰爹乃至社会大众，都会觉得那纯粹是瞎耽误工夫，孩子赶紧学点真本事将来去基督教的故乡谋发展才是人间正道。所以，当时很多人议论此事，都同情教堂方面。不知道这种同情起了多少作用，反正后来小学校迁走了。忘了当时还是后来，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基督教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信仰，一笔写不出俩“信”字，过去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如今面对满世界穷凶极恶的“老钱”“小钱”，彼此就别拆台了。南非共产党主席乔斯洛沃说得好：

　　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和高尚的宗教这两个意识形态之外，找不到其他意识形态在伦理内容上能如此相近。同时，也没有其他两个意识形态被人歪曲之后对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这两个意识形态都为解放事业产生了烈士，也都为压迫制度产生了打手(转引自李平晔《信仰不同，但我们是朋友——我所认识的丁光训主教》，载于中国基督教网站“人物春秋”栏，http://www.ccctspm.org/renwuchunqiu/2012/1123/1211231.html)。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

　　在毛时代，基督教可以说介于半死与不活之间，教民多为解放前留下的“宗教遗民”，由于没有新鲜血液而一派西风残照光景。政治制度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平心说，十七年并不禁止宗教信仰活动[2]。当年宗教包括基督教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能提供给人民的，共产主义差不多都提供了。即如“终极关怀”，当年老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确能给人一种超越生死的升华感、意义感[3]，类乎佛教的涅槃，道教的飞升，基督教的天国，而且还不用担心现代科学的拦路检查。再如宗教的宏法利器——音乐，共产主义手里也有。中国革命的那些“红歌”用感人的旋律、动人的节奏，把一个新世界的苦难降生与光明未来唱得回肠荡气，堪与基督教的赞美歌媲美，甚至有过之也说不定[4]。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有次全校到救世军礼堂[5]开少先队员大会，全场訇然齐唱《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那是我头一次体验到一种神圣感，后脖子上下觉得麻麻的，记忆颇深。总之，毛时代的共产主义携中国革命席卷天下之势而一家独大，把中国人的“属灵”生活基本承包了，宗教能拿到的市场份额微乎其微，而出身于冷战另一方——西方——的基督教，那些年基本赋闲了。

　　近代以来在全世界普遍低走的宗教，却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国一路上扬。原因还是在共产主义那儿。随着“文革”泡沫的崩碎，中国革命迅速塌缩为一个单纯而牢固的利益结构，即率领大伙升官发财并一马当先的官僚体制。作为社会关系和价值伦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留了身“主旋律”的衣服便不知了去向。各路社会思想乘虚而入，几大宗再度出山。中国重新皈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督教由于其与“世界潮流”或“蓝色文明”的血缘关系而显着比其他宗教更入时一些。不过总的说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并不旺盛[6]，为十亿人喊号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虎狼之道尚未充分展开为虎狼世界，社会流动的渠道也有增无减[7]，几乎每个人都跃跃欲试，中国人那时需要的还不是止疼片而是兴奋剂。而十年后即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丛林虽然仍有不小的变数，但已大体分出了胜负，不但打残了的输家亟需抚慰自己[8]，打累了的胜者也想松弛一下神经[9]。于是便有了社会与宗教之间购销两旺、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多烂的和尚都有人排队请他们“开光”，砌个小神龛就能坐收香火钱。最盛的当然是佛教[10]，如今熟人里隔三个就有一个在“破执”，差五位就有一位要“开悟”。不少机关党委都快成“佛协分会”了，谁又能说现在的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呢[11]?

　　基督教虽不像佛教那样随处可见，但就社会需求和生存环境而言，应该处于或接近其在华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人口代码为386199(即只剩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中国广大农村，一台电视机加一张麻将桌写照了那里贫瘠空洞的精神世界。而我两年前去河南商丘的乡下，看教民们用地方戏曲排演圣经故事、评判日常人生，简陋的教堂因人心的升华而富有容光。有位年轻的朋友，在官僚体系窒息的工作环境里受到不少磨难，幸有基督教信仰扶持她一步步走出困境。著名演员孙海英“自从信主以来”每有惊人之见发表在其微博上，已成网上一个笑点，不过，比起满世界聪明绝顶却漂泊不定的魂灵，也真该为他近乎痴迷的幸福高兴。那天晚上八面槽教堂门口举行新教徒受洗仪式，我站在一旁看着烛光和泪光中的青年男女，被唱诗班纯净的歌声领向一个亦幻亦真的美丽世界，心里实在是羡慕[12]。

　　十字架下的广场

　　小学校迁走了，留下教堂前面一片空地，没给教堂，而是拆去围墙，给了百姓，改造成一片小型广场。广场高出王府井大街约五六个台阶，方砖漫地，沿东西中轴线铺了稍稍弧起的白石甬道，与建筑浑然一体。广场周边围以花池和木凳，中间两溜篮形大石花盆，为四百年古意增添了生香活色。这事让我纳闷了好久：政府这是怎么了，干嘛对人民群众这么好啊?我一直觉得，公园跟私园的比例可以衡量一个社会进步或退步的程度，说明一个政权的性质。八面槽往北500米路西的东厂胡同，有北京，没准也是全国，第一座公园——余园。那是慈禧手下的大学士瑞麟得风气之先，把自家的私园改成了公园。如果老佛爷当年也将颐和园对社会开放，那么爱新觉罗氏的后人金复新先生此刻坐在养心殿宝座上给全国臣民群发无厘头博文，不是没有可能的。如今多少大官富豪又在以拙政园为远景、颐和园为愿景，大兴土木。那天我经过寸土寸金的故宫护城河边，看到不知又在给哪位巨公营造巨室，其造型的考究、装饰的典雅已颇具贵族品质，早不是刚进城时的大老粗恨不在四合院里养猪放羊了。太阳月亮实在是够不着，否则他们一定会弄自己家去，客厅上头、卧室外头各拴一个，由黑贝藏獒日夜看守。我游北海景山时尝感叹，那么大的园子，就那么几个皇亲国戚外加太监丫鬟，也太空旷了吧。大观园要是多进驻些婆子成天叽叽喳喳，林姑娘何至于写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那样瘆人的诗句呢?流行于古代士大夫中幽冷枯寂的诗风，跟他们占据过大的地盘的确有一定关系。既不想缩小地盘，又希望增加人气，于是才有颐和园里的山寨苏州街，弄得跟横店影视基地似的。

　　流动人群

　　八面槽教堂前的广场不但对公众开放，而且富于人气。这首先得表扬中国的基督教铜臭气最少(还有回教)，不收费才敢拆围墙，哪儿像各地的和尚庙，售票箱门口挡着，捐款箱佛前等着，兜里没有一定的“储备金”是不敢随便问津的。其次要说它地理位置好，就在中国心脏的心脏王府井，不似有些小城市把大得没边的广场建在无人区。这里有川流不息的国内外购物及观光人群，包括溜东安市场溜百货大楼溜到这会儿两腿发沉的，东逛逛西逛逛逛到此处眼前一亮的。有一天，一列玩具似的观光车从我身边驶过，小喇叭里正在介绍教堂的历史，有湖北游客嚷嚷停车他要拍照，我正想多听点乡音，观光车叮叮当当就开远了。还有一天，也在广场那边儿，一位外地妇女问我附近有个孙中山故居怎么走，我说住了几十年就从没听说过什么孙中山故居。她拿了张北京游览图给我看，果然有没有的名胜图上都有，在不在的古迹图上全在——它们，包括八面槽教堂，已被打造为北京旅游经济的商标。圣诞之夜，时尚青少年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边上停了好几辆警车以防万一。此外，这里三九天也能见到妙龄女子穿着低胸赤臂的白色长裙，由专业摄影团队拍婚纱影集。应该说，对以上这部分人群，八面槽广场只是他们生命相册中一帧不显眼的风景，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可爱却偶然的联系。

　　周围社区

　　这片广场同另外一部分人却有着更稳定的联系，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也占据了更稳固的位置。这一带老街旧巷密如织网，平房多为四合院出身的大杂院，不少门洞被各家杂物堵得跟焦庄户地道似的;楼房也基本上是一二十年前建的，阳台窗台上堆满各种零碎儿。新的高档住宅很难在这里落脚，因为人口过密、拆迁成本太高，如果不能大规模连片“改造”，只建一两座豪宅，周围环境高档不上去也是白搭：胡同只够自行车钻来钻去，路虎进来跟虎落平阳差不多，哪个有钱人会放心儿女在这种地方成长?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起飞、城市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地理上的阶级重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少老城区已沦为许多发达国家大都市破旧的downtown。不过，以中国几十年天翻地覆的速度，以权力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的强大能力，我想这种格局应该不会维持太久。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逃离这类地方没多少年，他们坐在星巴克、上岛、当代Moma里对从前雨天走路溅一裤脚泥、冬天上公厕屁股冻得生疼都还记忆犹新，但他们很快又尾随着西方游客对门墩门环、老槐老柏——个别人甚至对铁丝上晾晒的内衣内裤——有了新的审美体验。不过以平民生活为底色的市井风情，他们倒是更愿意挂墙上面而不是把自己放里面。倒是这些胡同、宅院所链接的往事旧闻、尤其是靠近天安门故宫中南海的地理位置，赋予这一地区某种硬木家具的色泽，这色泽无疑会成为暴发户下一阶段的最爱。我想有朝一日，拾阶而上的资产阶级会以政府为后盾，以开发商为先锋，以美化首都、弘扬传统为旗帜，以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为交换，而进行整体清场的。往西南一公里的南池子已重建为古色古色的豪宅区。往西北两三公里通惠河玉河遗址公园西侧，一片飞檐斗拱的毛坯也正等着彩绘怡红快绿，快弄得跟八王府似的了[13]。

　　八王府的花园里要是没有妙姬曼舞、玉女吹箫那就不叫八王府了[14]。我看电视专题片《昆曲600年》第一集里介绍苏州城里某文化新贵的私家园林“南皮石记”，园主已经把国家级名伶弄园子里小聚、在水一方隔着柔波赏玩雅音了。其中有一段园主与“三五友好”的对话颇可玩味：

　　主人：现在让文化回归我们的生活，文化跟着生活走，这是个多么好的想法!

　　好友：【笑】只能在这个高墙封闭的园林里这样做?——

　　主人：我们这个音乐是可以大家分享的，是可以飘过墙的，虽然没有张生来翻墙，音乐是可以翻墙的…

　　被中国革命以巨大代价推倒的“高墙”，如今又立了起来，流浪猫能翻进去，灰喜鹊能飞进去，而平等[15]、共享的价值观就难了。网上的富人及准富人对美国法律允许居民射杀擅入私宅的陌生人——包括张生——特别津津乐道。与资产阶级向贵族升级换代的建筑运动一路同行的，是所谓“高雅艺术”越来越像《韩熙载夜宴图》了。北京东城“皇家粮仓”演出的《牡丹亭》，最便宜的票价360元，最贵则2000元。不少古色古香的表演场所索性改成会员制，成为官腕款小集体的堂会。美术家们的画室直通富豪的收藏室，难怪他们老把美蒂奇家族挂嘴上呢。

　　唱的奏的滑的

　　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包括还在职或已退休的企、事业职工，以及卖水果改裤子做小笼包的外来人员，京腔京韵与南腔北调混为一谈。每天晚饭过后，男女老少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溜溜达达汇聚于此。这个广场比老的大院空场和新建小区的广场要更开放，其使用者也更显形形色色。就说南侧龙爪槐下吧，两年前那里聚着一帮乐手，为自报奋勇的“好声音”伴奏。乐手中有的人看着面熟，好像在东边空政文工团宿舍院里见过，应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出身。拉手风琴的是旁边商店的门童，外地人，指法娴熟，曲子记的也多，就是有点喧宾夺主，有时看不出是他给别人伴奏还是别人给他伴唱。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爹妈给了副好歌喉，练过美声，有时一嗓子飙到半空不下来，看得周围小姑娘眼珠都不会动了。有位常来唱歌的高个子老者，西服上衣运动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其保留曲目，只见他腰间别着自备小喇叭，左手保温杯，右手麦克风，一边唱，一边走，一边俯看左脚边的野花、右前方的水牛，十分陶醉。他偶尔还用原文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苏联歌曲。有一天远远听到清甜婉转的女声，不少人和我一样加快了脚步，待走近却发现，歌者的身材、容貌和穿著都属于早市上最常见的类型。我有一阵常去早市，爱用手机在白如蒸汽的阳光里拍照赤橙黄绿的蔬菜瓜果，顺便也为各色人等摄影留形。我发现1980、1990年代还不时现身的“美女”如今在这种地方基本绝迹了。我短信一位“高雅女士”感叹此景此情，她从巴黎回复道：这点儿，这地儿，除了大糙娘们你还能看到什么!中国这一轮阶级分化及分布已大体完成，时间、空间、美色都已各就各位了。不过，到教堂广场唱歌的倒有些容貌端庄、穿戴考究的中老年女士，两手放的都不是家常位置，一看就是修过台缘、练过台风的。可能住这一带，也可能路过。

　　这边吹拉弹唱的同时，那边穿着旱冰鞋、踏着滚板的小伙子们在广场上往来穿梭，跳起跳落。我是1970年代末北京最早滑旱冰的一拨，听别人反映滑得算是“自由自在”，曾幻想由八个轱辘载着漫游世界。那时的轱辘多为铁制，滑快了火星四溅，在深夜的空街上，自我感觉不光脚踩风火轮，还“步步莲花生”，往来仙佛之间。后来骑自行车的升级开汽车，一个个快得就像要赶着见亲人最后一面似的，滑旱冰就太像“冒死吃河豚”了。等汽车速度降下来没那么危险了，路上也堵得没空子可钻了。

　　广场时空的分配

　　像道路一样，八面槽广场的时空也经历了一次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也是滚轴滚板滚出了广场，准确地说，把黄金时段交给了广场舞，唱歌奏乐也改到了别的时间。关于这次再分配的过程，没听说“利益攸关方”之间发生过大的冲突。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太把玩儿的事情当成多了不起的利益，不像公共楼道、公共车位那样不霸占、毋宁死。广场这类远离私人领地的社会空间，其使用权归属的背后，隐然可见一些普遍而朴素的原则。先来后到是一条，但也不绝对，上面还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管着。滑旱冰需要的空间太大，二十来人再带点花样动作，就能把整个广场全占了，而广场舞只要按规矩跳，可以容纳三百人。于是，就像雪莱诗里说的You are many，they are few，民主占了上风，自由的歌唱和滑翔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这个空间，搬到另一个时间;二是留在这个时间，搬到另一个空间。另外，据组织者——那位大嗓门大块头的大姐讲，他们可是跟派出所达成协议、承包了治安责任的。几个外地打工棒小伙本来在广场西侧教授另一款舞蹈，已有不少中年妇女趋之若鹜，听了这话只好解散，小伙子边走边说，“不就看咱们是外地人好欺负么”。其实另一个由北京土著教练的小舞群也被挤走了。倒是西北角有四五对跳交谊舞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未被逐客。也许人家跟胖姐是熟人，也许胖姐看人家彩衣长裙穿成那样不像是好惹的。另外两小群舞蹈与广场隔着些距离，没构成矛盾。有一帮少年跳街舞跳得神乎其神，动静不小，胖姐嚷过两回，孩子们挺乖，开小了音量，又退到了花坛(相当于自然国境线)外侧，如今已成此处一景。其实舞蹈可以“多元共存”，不共戴天的是音乐，一个人听着两首曲子是没法跳的——怪不得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央要“一个声音”。音乐的版图就是音量，我发现到后来各个舞群的音量掌握的都相当精准——本圈听得清，外圈不嫌吵——主场显得霸道些，但也不算太过分。不同的舞蹈还有一种共存方式，中国人最为拿手，那就是，加入你的秩序，发展我的特色。有些少年，人在主场，跟的也是这边的音乐，跳的净是哆哆嗦嗦的街舞动作。

　　“十六步”

　　大多数人跟胖姐走、跳广场舞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的广场舞从头到尾都是所谓的“十六步”，一晚上包能学会，最易参与，就连路过的中外游客看得兴起，也会跟着手舞足蹈。笔者半辈子对舞蹈别说跳了，看都懒得看，就是因这儿的技术门槛低偶尔试水，发现自己居然还有这两刷子，跟金星、皮娜鲍什成同行了，遂一发不可收拾。十六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水平运动幅度不大，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动一两步，也就是一平多米的正方形，边界清晰，每个人在“境内”活动，互不相扰，却又能共建并分享集体的气氛，有点像从前的“大众火锅”——大家围着同一锅沸汤，在各自的网格里涮各自的肉。广场舞的另一长处是不追求整齐划一，允许自由发挥，加之舞虽是一个，曲却有多支，这就易于普通人结合不同乐曲不同的节奏、旋律、情绪，用简易的动作抒发自己的心情。有位小伙子，动作不是斩钉就是截铁，像是要“削”谁，周围人都闪着他，其实他也就是表现欲强而已，曾跑到前面台子上一展雄风，被组织者轰了下来。又有位中老年男子，脚不动步不移，腰身跟风中火苗似地乱窜，嘴咧着从头笑到尾[16]。还有一位被我称为“抽筋男”的，乍看别扭，越看越觉得他舞姿别致。跳得最欢或者说运动量最大的，多为中年男性[17]。有个被一些女性昵称为“大个弟”的，已经是全场最高的一位，鞋底跟装了助推器似的，不断跃向新高，寒冬腊月跳得只剩一件衬衫。有些年轻人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还结成类似“一对红”、“互助组”甚至“初级社”那样不同规模的小群舞，或对舞或环舞，跟的还是主场的音乐，人均占地面积比一个人跳时并未扩大，甚至还略有缩小。这种己中有群、同中有异的特点，跟偶人机器人似的团体操，跟张洪宝李洪志他们东倒西歪的自发功，都不一样，倒是恍然马克思所说“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