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回击文艺黑线——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当权人物和学术权威两方面的巨大阻力。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江青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为了冲破阻力，扩大战果，把文化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文艺理论和文艺路线上，进一步分析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叶群委托刘志坚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给江青。 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二、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座谈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季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刘志坚等一行六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 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会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下午５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 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 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这个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３０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１３次，指定放映影片２１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发表谈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晚上，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外国电影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晚，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晚，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座谈期间，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三、追记的江青谈话纪要 根据刘志坚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追记”，会后整理成“江青谈话纪要”，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介绍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介绍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说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赞扬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3．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说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说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说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刘志坚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说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说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5．指责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个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四、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刘志坚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们向江青转达的林彪给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成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 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这份汇报提纲送给林彪和军委其他领导，以及江青各一份。 实际上，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对江青的许多观点是不同意的。21日上午刘志坚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座)汇报“座谈会”的情况时，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 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五、修改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到济南后，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江青的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 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二月二十五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青见到陈亚丁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 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 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汫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 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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