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左翼、中右翼和极右翼

在中国搞政治，多少需要一些群众基础。

左翼的群众基础是很鲜明的，基本就是后三十年里持续受损的这一块，中坚是老工人，老干部，老军人。利弊都是一望可知：利在基本盘稳固——郑州老工人们冒着被拘留的风险坚持唱了这么多年红歌，我自问是做不到；弊在群体老化和边缘化。

极右的群众基础，原本可以说是没有的，直到08年基本还可以说是没有。所以此前极右是需要与中右结盟的，事实上也确实是结盟了。这个泛右翼联盟导致了此前的十七大结果。

而中右实质上是台上的技术官僚们，掌握了主要的国家资源和实际权力，因而他们的群众基础是不稳固的，随时随他们的执政表现而变化。08年可以说是中右最风光的时刻，回想起来似乎也是大棋党最常见的时刻。在我看来，大棋党和相当部分酱油党，都可算是中右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农业税取消等的确对农民有利益倾斜的政策实施，总的来说农民这个庞大集体，甚至包括农民工这个容易成为维稳对象的群体，也成为中右的群众基础。

挟如此强劲的群众基础，当时的中右怕是冲昏了头脑。17大对左翼的背后一刀，与极右联盟，幻想就此“改旗易帜”。我咂摸着改旗易帜这句话，怎么想怎么觉得有意思。中右是要改旗不是要放权（废话），不客气点讲，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谁知一个是人算不如天算，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一个是自作孽不可活，捧着个日益恶性膨胀的公务员队伍大碗拨拉那点土地财政坐吃山空；再加上这队伍的投机心态导致的各种贪腐，积弊日深，不可断绝。

这一点上不得不说，人极右干事业的干劲或者说敬业精神，都比中右的这帮吃货强不少。就在中右眼皮子底下，极右就完成了自己的体系布局——这次高铁事故不就把队伍拉出来了，相当壮观那是，而且靠着哪怕是韩大少猿老师甚至凤姐这样的外围队伍，就生生把中右的群众基础挖了个大半走。

其实大棋党，就冲这动不动大棋的作风，可知是比较容易煽动和蛊惑的一群人。既然连中右（其实还有早期左翼的帮忙）缝出来的这面经不起太多推敲的民族主义旗帜都能接受，那么面对着极右贩卖来的经过华美包装的普世价值，没有多少抵抗力是正常的。

而酱油党虽说没什么特别的喜好，却有特别的抵触，那就是你别动我的蛋糕。可惜房价大山和近期的物价大山（这个我觉得公正来说不完全是中右的首尾）一压下来，酱油党们早已民怨沸腾。一心幻想“不折腾”的中右技术官僚们，突然就只差一个被折腾的机会了。然后，723就是这么一个好机会。轰，烈火燎原。

从言行表现来看，极右翼的政治诉求基本就是两点：改旗，政改。改旗就是扔掉进而砍掉烧掉共产主义的这面旗子，彻底杜绝一切向左转的理论可能；政改就是搞“西方式民主”，实质上是寻求他们自己或通过可靠代理人出面来直接掌握政府权力的可能性。

我总觉得在这两点上，中右和极右其实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而极右翼的经济主张很独特，我认为这也是区分他们和中右的一个方法。

一般认为，左翼的经济主张是公有制，注重公平分配；而右翼则希望搞私有制，按资分配；而中国的极右翼在这里加了古怪的一项，就是竭力主张毫无原则的“与全球化接轨”，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产业上，例如金融、粮食、运输甚至军工等，压制这些领域的本国产业的发展。

左翼甚至包括中右的基础群众们，在与极右翼发生斗争的时候，一般直接可以斥责他们为汉奸、洋奴，稍微和缓一点也是买办。极右翼不是白痴，汉奸这顶帽子在中国是相当臭的。为何甩不掉这顶帽子呢？

极右翼的这种怪异主张是源自他们的后台。按理说，你主张私有化，那么你要寻求的支持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谁掌握的资本多，你就应该争取谁。问题是，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实在是太年轻，太不稳定，也比较弱小。对于极右来说，就是不可靠。前阵子马云一句“我不做违反国家法律的事”召来极右一通臭骂，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中国的极右翼势力，此前的我不敢说，至迟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靠山的。深层次的利益输送咱接触不到，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是台面上的，有心人不妨做点研究，咱是在这凭着主观印象胡诌，所以不费这力气也不担这责任~~~

政治人物的言行绝不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群体，这是铁律，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国内极右翼哪怕是最核心最顶级的人士，其实在政治经济主张上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必须反映他们背后金主（他们自认为是有尊严的，所以他们也许不认为是金主，而是认为是“朋友”、“值得尊重的学界/业界精英”）的利益诉求。

这也是为什么极右翼的人士经常会发出一些违背常识的奇谈怪论的重要原因。

我举个例子好了，茅于轼的取消耕地红线的主张。这个主张放在文盲老百姓那里，也是会挨骂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主张是茅于轼等人长期以来坚持耕地私有化的一部分。注意我点出来是耕地。耕地私有化自然也是土地私有化的一部分，但既然茅于轼主动从耕地上破题，而且如此迫不及待，这背后恐怕就有名堂。

常见的说法是茅于轼是在为房地产业界张目，这个观点我觉得有问题。房地产业吃不下那么多地，绝大部分耕地也根本不适合开展房地产业经营。说白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耕地产生利润的最好利用途径，还是作为农业用地，作为耕地继续存在。

那么茅于轼如此迫不及待地鼓吹耕地的私有化，其背后金主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呢？我猜测，在这个论点上，茅于轼就是受到了西方某些农业垄断集团的指使，想让他的金主们在中国搞大农庄。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农业劳动力成本其实更低，而且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条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中国华南地区得到大跃进水利工程遗泽、依托相对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的一亩可三季套种的水田，跟越南湄公河畔靠自然灌溉的一亩水田，其价值恐怕是不一样的。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产粮国。而且我的确相信引入现代企业化管理、垄断经营的大农庄，产粮、储量、运粮能力要高于自耕农。控制了中国的耕地，几乎可以说具有了控制全球粮食的能力。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茅于轼的奇特主张本身是一个提示，而左翼代表阵地乌有之乡的对攻方向，也是一个重要提示。

大家都知道，乌有在这大半年里，攻击性的主题就是两项，这个在他们主页的栏目划分上就鲜明呈现了。其一是发起公诉茅于轼，其二呢？呵呵，反转基因。

我笃信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认识论，从来不愿意孤立看问题。我认为乌有的这两个攻击方向，绝对是有关联的。事实上我认为这其实是同一个攻击方向，打击的是同一群人，体现的是同一个诉求。而且这个诉求是能最广泛实现自己阵营利益的诉求。

因此，我现在对于反转的看法有了改变。从个人的世界观出发，纯技术的来看，我总认为转基因毕竟要成为一个农业突破方向，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迟早要发展转基因，否则马尔萨斯的阴魂就不会散去。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当前推广转基因主粮，最符合谁的利益？或者不如直接说，从背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看，谁在竭力推进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作物？

乌有之乡反转，在左翼内部产生了争议。相当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认识论出发，认为原则性的反转是不科学的，是不理性的。例如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左翼网友就说过，拿食品安全做理由来反转，根本是违背基础的生理学常识的。

但是，乌有之乡的反转是策略性的反转。反转可以倒逼极右翼“护主”。乌有之乡基于食品安全的反转诉求，得到了相当部分国内小资产阶级的拥护。这个人群是极右翼必须争取的基础群众。而按照我的判断，西方（尤其是美国）农业垄断资产阶级一定要向国内极右翼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出来“支转”。对于极右翼来说，这是个两难选择。

所以多观察观察南方系等极右翼舆论阵地在转基因议题上的态度，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接着这个从“后台”出发的思路，我也来胡诌几句极右翼的人群聚集特点。其实拿一个模板来套就足够了：在美国，哪些人群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那么在中国，同类人群就容易成为极右翼核心人物和外围人物的集中地。

我列几个比较表面化比较容易察觉的领域吧，几乎是信手拈来：法律界，传媒界，文艺界。律师、记者和导演，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美国社会的三种代理人。我是不信“美国文艺界普遍左倾”这种说法的，吃谁的饭，给谁卖命。文艺界的托拉斯吃饱了撑的出钱拍反对自己的电影。梅尔吉布森的反犹倾向坑惨了他自己，还有前不久那个迪奥的倒霉首席设计师，其实他这类人是应该归入文艺界的。

我的判断：这三个领域，也是中国极右翼核心人物和外围人物的聚集地。具体的例子我就不抓了，太多了，大家如果觉得我前面那个按主张划分的说法有道理的话，不妨自己按图索骥一下。

而在这些表面化的领域之外，其实是更值得警醒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脏可不是好莱坞，而是华尔街。所以我个人判断，中国金融界里隐藏着无数极右翼的核心人物，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相对专业化，也很敏感，这些人不容易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