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变已经过去22个春秋了。对于这场政变——或曰事件如何看，至今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我国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这场政变，不仅对原苏联人民的历史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也都影响深远。因此，对于这场政变应该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近日，笔者看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资料，试着做些简要的分析，作为抛砖引玉，与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共勉。
一、政变以绝对强势开始，却虎头蛇尾，以流产告终 1991年8月19日清晨6点，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内务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等8人组成。该委员会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部分军队进入莫斯科。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然而，掌管着内阁政府、国防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等主要国家机器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却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分裂势力面前优柔寡断，心慈手软，导致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到了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就这样，一场本该成功的政变却因为政变领导人的无能和种种客观原因，流产失败。随即，参加政变的领导人一一遭到逮捕，以“叛国罪”投入监狱。同时，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受到打击。内务部长普戈夫妇双双自杀。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二、“八·一九”政变的起因：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 水有源，树有根。这场政变及其悲剧色彩的结局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共产党就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并由否定斯大林到推行“三和”、“两全”，逐步改变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颜色。这个演变的过程，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又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四任修正主义集团的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时间长达18年之久，比赫鲁晓夫的执政时间还多了7年。虽然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但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调整和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些政策，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作为世界两霸之一，增强了军事与经济实力。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间比较短暂，加起来也只有两年多一点，没有什么作为。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最高权力的宝座以后，打着“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的旗号，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内外勾结，加大了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自取灭亡的力度和速度。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多党制“是作为正常的历史进程的结果”，“符合社会需要”。同年3月，苏共中央全议通过了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取消有关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并实行总统制。同月，这个建议，在接着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同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第一任苏联总统。
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1”声明》，炮制了一个《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简称“新联盟条约”），承认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删掉了“社会主义”。声明还表示未参加会晤的其他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的问题"，这就实际上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地位。
1991年8月15日，戈尔巴乔夫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文本，明确放弃了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各参加国均为主权国家，联盟仅保留外交、国防、安全和发行货币等有限权力。预定在8月20日举行这个新联盟条约的签字仪式。至此，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推向崩溃和解体的不归路。
同年，6月12日，叶利钦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他发布了“非党化”命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此时，作为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已不惜为彻底瓦解苏联孤注一掷了。
对于分裂苏联的“新联盟条约”，在全国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势。8月16日，即“八·一九”政变的前三天，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苏联军队党的监察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党的特别委员会发出呼吁书，呼吁军队中的苏共党员加强团结，保卫祖国；二是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声明，退出苏共，并惶恐地警告同伙：苏共领导正准备进行一场政变。
不出这个叛徒所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领导层中反对国家分裂的部分领导人发动了这场政变。
苏共叛徒戈尔巴乔夫在他所著的《八月政变》一书中说：“政变并非像晴天霹雳那样突如其来……回答是：根本性的变革触动了整个社会机体和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正是这个致使苏联解体的“根本性的变革”，才是导致这次政变的根本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的变革”，其实就是瓦解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在“八·一九”政变2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对英国《卫报》记者谈及了自己最后悔的几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改良苏共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组建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民主党，因为共产党人妨碍了所有必要的变革。他说：“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了。”第二件令戈尔巴乔夫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应该更早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他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接近解决，但1991年8月的政变将纷争的各派势力扭向了新的局面”。真如俗话所说，作贼不打三年自招啊。这个叛徒的自白，道破了他的“改革新思维”的真正目的所在。 三、“八·一九”政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反动？ “八·一九”政变在苏联70年的历史上算得上是一起有巨大影响的大事件。因此如何评价这次政变，在原苏联内部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赞同政变的认为它是历史的进步，反对政变的认为它是历史的倒退。
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拯救国家，因而称之为“八月革命”。一些群众也认为他们是“祖国的救星”，是“被出卖的受害者”。对立面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则攻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是“右派政变”、“斯大林式的反动极权政变”，是“叛国”等。
究竟怎么认识和评价才是正确的呢？
首先，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不承认他们的行动是政变，而认为是革命。革命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何谓政变？《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造成了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按这两个词条的标准衡量，“八·一九”事件还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应属于政变，更确切地说，属于未遂政变，或失败的政变。苏共纲领派发表的“声明”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一场轻歌剧式的政变的尝试”，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自有阶级以来的人类历史，通过政变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例可以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其中既有反动性质的政变，也有进步性质的政变。例如委内瑞拉原总统查韦斯1992年发动的旨在推翻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的“二·四”政变，就属于进步性质。而同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002年4月11日部分军人在美国操纵下发动的罢黜查韦斯总统职务的政变，则属于反动的性质。我国1976年“十·六”政变也属于反动性质一类。
尽管“八·一九”政变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斗争，然而政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试图阻止国家的分裂，从这一点上看，这次政变象征着某种正义，具有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但也不能评价过高，如所谓“英雄”说就不妥。
其次，有人说，这场政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苏联的解体是冰冻三尺而非一日之寒。宏观上看，可以追溯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路线必然导致西化和分化。从微观上看，没有“八·一九”政变，那个原定8月20日签订的《新联盟条约》，就等于实质上的分裂。“八·一九”政变的失败，不过是给瓦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分裂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而这种牵强附会的借口，是难以掩盖他们叛党叛国罪行的。
再次，西方媒体把分裂主义的罪魁祸首叶利钦吹捧为“战胜”这场政变的“英雄”更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任何国家，即使是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把一个分裂国家的人当成英雄来看待、来褒扬的。因此，苏联真正的“叛国者”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之流。 四、“八·一九”政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看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名单，几乎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机构，苏联的国家机器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然而这样一个强势的政变领导班子，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天里就变成阶下囚了呢？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仔细照一照、看一看，就不难理解了。
（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政变失败若干年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自己当年的行动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思。他们大都认为，他们行动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首先与苏共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有关。斯塔罗杜布采夫谈到，八月事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年间展开了反对我们的可怕的信息战”。而亚纳耶夫则把这一原因追溯得更远，他在临终(2010年9月去世)前付梓的《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一书中说：“在苏共二十大的日子里，群众的意识中被植入了思想虚无主义、冷漠和怀疑一切的种子。这些杂草的种子狂长，到千年末，已长满曾经是伟大国家的广袤空间。这……几乎成了‘共产主义帝国’日薄西山的主要客观原因。”这些事后的反思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样的认识还没有到位，还是云山雾绕，朦朦胧胧，没有看清修正主义的本质问题。
也难怪他们看不清楚，只缘他们都在“此山中”。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集团的权倾朝野的重要成员。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紧跟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他们是参与和执行的，取消宪法第六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党的纲领中撤掉，他们是举了手的。就在“八·一九”他们起草的《告苏联人民书》中，也是只字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提社会主义。可以说，他们的头脑里装满了修正主义思想，早就没有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变紧靠一点不彻底的爱国主义，是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与修正主义头子藕断丝连，没有彻底决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勾结叶利钦炮制“新联盟条约”分裂国家的行为是不满的，但还是抱有某些幻想，以为通过劝说就能让戈尔巴乔夫回心转意。他们错了。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他们很长时间同处于一个班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尽管其中一些人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然而，他们“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啊！
原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记者采访时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作了这样的表述：“这是一群国家领导人试图挽救联盟的一次绝望的、但组织得不力的尝试，这些人相信他们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推迟签署那份意味着从法律上确定摧毁苏维埃国家的联盟条约草案。”
还有文章分析，他们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抱幻想，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近几年中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亲密战友”，戈尔巴乔夫也多次表示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
这就是他们没有“勇气”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决裂的客观原因，也是导致政变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他们只是单纯地反对国家分裂，没有与恢复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联系起来。前面已经谈到，因为他们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成员，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都有一份“贡献”，也有一份责任。要他们去恢复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条，他们根本做不到。而不与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反国家分裂就缺乏力量。
（四）意志脆弱，组织不力，行动不果断。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2011年8月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有25%的俄罗斯人和22%的乌克兰人认为是“政变组织和准备的不好”，21%的人赞成“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分裂导致政变的结束”，15%的人认为“缺乏地方上的支持”。
在政变中反戈一击、投靠叶利钦的将军科别茨说：“政变是由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发动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在紧要关头，委员会的工作松松散散，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书生气十足。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政变的领导者手中握有强大的专政武器却不敢用，心慈手软，没有迅速地、果断地把叶利钦和戈氏这两个对手关起来，控制住。有人说，有一个排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是错失良机、放虎归山，反受其害。正如斯塔罗杜布采夫所说，他们经历了与外部敌人斗争的考验，但没有学会如何与内部的敌人斗争。“当时我们对军队寄予希望，但军队成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而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采取暴力。”
委员会似乎把这场严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成了儿戏，以为他们党政军大权在握，不费吹灰之力，不死一个人，就可达到目的，改变局面。所以，他们行动中按部就班，慢慢腾腾。他们在第一天的下午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后发表了三个通告。第二天，基本上没有大的举动，第三天就被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给扳倒了。
据北京电视台播放的档案节目：《“八·一九”事件内幕纪实》电视片介绍，代总统亚纳耶夫于政变第一天下午4时50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的“鼻子尖上不断冒汗，讲话时手有些发抖”。更为可笑的是，当记者问：你们是不是政变？他却语无伦次地回答：“不是政变。政变不是一般发生在晚上吗？”此外，这么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3名重要成员竟然没有参加。
总理帕夫洛夫在8月19日下午6时到9时，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十几位部长都表示支持委员会的文件，只有两名部长在打瞌睡——“政治瞌睡”。会后帕夫洛夫却急急忙忙住进了医院，直至被捕。8月22日，帕夫洛夫在被送往监狱的路上对人讲：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8月20日，在政变最为紧要的关头，对手叶利钦们已经磨刀霍霍了，而委员会却在利用宝贵的时间开会讨论“食品短缺”问题。
国防部长虽然把几个师的军队调进了莫斯科，却仅仅是维持秩序，对叶利钦等叛国头目没有采取军事手段，甚至没有掐断叶利钦别墅的电话，使得叶利钦利用电话同美国总统老布什等西方领导人进行联系，利用电话指挥他的同党进行反抗。更为奇怪的是，叶利钦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致使叶利钦及其同伙毫无阻挡地从居住的别墅转移到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利用白宫这个坚固的反动堡垒展开反击。叶利钦还先于委员会，先发制人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还登上白宫外面的坦克上发表演讲，蛊惑人心。
这样的政变，如不失败那才见鬼呢！
（五）未能有效控制舆论工具。虽然国家电视台掌控在委员会的手里，除了委员会的公告外只让它们播放《天鹅湖》，但一些民间媒体却没被掌控，而被叶利钦钻了空子，叶利钦借这些媒体和国外媒体与委员会对抗。
在这个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重用雅科夫列夫那样的人掌控宣传舆论大权，造成极右势力在党内和媒体中占据优势不无关系，以致在政变斗争中形成舆论上的分庭抗礼。
（六）修正主义集团的长期统治和倒行逆施已经失掉了人心。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迷惑，参加反对政变的活动，是因为长期以来群众对修正主义当局已经完全丧失信任，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苏修这个假共产党，并盲目相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势力——“民主派”。
亚纳耶夫在反驳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解体的唯一肇事者的说法时指出：苏联这个强大国家“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三天之内毁灭的，而是那么多年来在国内培育全面危机——经济的、政治的、干部的、最后还有道德情操危机的人”毁灭的。“人们对政权的信任被彻底破坏了，这是危害最大和最不可逆转的因素。”
（七）与工农兵群众脱节，与各加盟共和国脱节，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参加这一反对分裂国家的斗争。
本来在政变前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有76.4%的公民投票赞成保留苏联（在塔吉克斯坦则有96%。）这说明苏联广大群众虽然反对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但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还是赞同和拥护的。遗憾的是政变的领导人没有抓住和发挥好这个人心所向的优势。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文件中既没有指出任何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结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因此，久加诺夫断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以为一切问题照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得到解决。
当然这些成员后来也不回避这一错误。亚纳耶夫提到，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第一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收到的每千份电报中，就有700-800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后得知，一些地区领导人当时甚至悄悄地喝酒庆祝。然而，由于他们对与叶利钦政权的较量“严重准备不足”，被拖住手脚，对某些军官的“叛变”和军队的倒戈出乎意料，更由于他们“不希望发生流血冲突”而导致自己行动的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
（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幕后策划和操纵。8月19日政变发生的当天，美、英、法、德、意、日、澳等西方国家迅即通报情况、统一口径，毫不犹豫地站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一边，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加谴责，形成围剿之势。美国还利用“美国之音”，转播叶利钦号召推翻亚纳耶夫等人以及布什表示同情的讲话，使叶利钦有了一个向俄罗斯人民发表讲话的重要机会。美国还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有了这样里应外合的勾结，必然加大了政变失败的变数。
长期以来，一心要搞垮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国等西方大国，毫无疑问，它们是不会甘心他们的阴谋计划在苏联破产的，所以在“八·一九”政变中全力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攻击和打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美国等西方国家瓦解苏联的这个阴谋，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1年11月18日在美国休斯敦的演讲中，披露得一清二楚。
撒切尔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八·一九”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实权。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的确，不到一个月，苏联就解体了。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同样是英国的首相，上世纪50年代的丘吉尔，这个二战时斯大林的合作者、二战后斯大林的对手，是以佩服的心态、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几十年后修正主义治下的苏联，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眼里，已是今非昔比，不堪一击了。 五、展望未来，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媒体报道，国家的统一仍然是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在“八·一九”政变2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左翼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以怀念苏联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俄共打出的总口号是“我们将生活在苏联!”，并于8月20日在莫斯举行题为“没有苏联的20年”的大型集会和爱国主义歌曲音乐会，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都参加了。原苏联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也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举行了题为“重建联盟——拯救各兄弟民族之路”的系列活动。共产党人活动的意图很明确，反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原因与苏联解体的教训，痛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对苏共和苏联的背叛，与此同时，号召人民重建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 六、“八·一九”政变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过去常讲的一句话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些年，我国领导人不讲了，主流媒体也不讲了，连“帝国主义”这几个字都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中消失了。这句话真的过时了吗？事实证明没有过时。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亲亲密密，打得火热，但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依然是美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至今并没有丝毫改变。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毫无掩饰地支持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美帝的走狗李登辉还鼓吹过分裂中国的“七块论”，要把中国一分为七。种种迹象表明，分裂中国的危险依然存在。搞不好，苏联的昨天和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根本属性，外因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苏联的教训中不难看到，没有家贼就引不来外鬼。主要危险来自我们的国内和党内，来自上层修正主义集团。近年来，一些人不断在鼓吹“普世价值”，鼓吹“政治改革”，鼓吹“宪政民主”，鼓吹对仅存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个“深水区”进行“攻坚”，这些举动，其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做的那一套，就是要共产党下台，要国家分裂，要中国成为美帝的新型殖民地、附属国。
苏联这个前车之鉴的危险，在一天天地向我国逼近，然而，我们坚信，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允许中国的“叛党、叛国者”们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下去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也决不能像苏联解体那样任人宰割、坐以待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