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从人民日报搞的这个摘编可以看出，在四月份以前，各报刊登了不少揭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而是尽量引导人们去搞所谓的学术讨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先由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然后，彭真表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四）四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批判彭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这篇文章提出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问题。 （五）彭真准备了自己垮台的条件 一九六四年开展批判各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来，彭真担任了文化革命五人的组长。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斗争的形势由理论领域向政治领域转移。上海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尽管当时彭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上海市委安排、由江青组织的。从文章的内容来说，与其他的批评文章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之处，只是被批评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直辖市的副市长。类似这样的高官兼作者，此前被批评的不是没有，如中央高级党校的副校长。只是这次被批评的高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就涉及到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了。这就是为什么彭真对姚文元的文章不能容忍的原因。 第一步，他在知道有来头但又不知道真实底细的情况下，采取封锁的措施。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命令中央一级的报刊都不得转载姚文。在北京的影响下，其他各省市区的报刊也都不敢转载。 第二步，他在知道了姚文是毛泽东指导下写作的背景下，采取了混战的措施。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开始（为什么北京的地方报纸转载首先指定是北京日报，而其他报刊都安排在后面，这说明彭真心虚，他既要下令封锁，又要装出北京市带头转载的假像），就在编者按中明确规定，转载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进行学术讨论，不能涉及政治问题。各报对涉及政治问题的文章，一律扣下，不予发表。 第三步，他在已经了解毛泽东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向的情况下，采取限制的措施，阻挠革命大批判的进行。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对彭真、田家英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讲话原有：《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讲话原有的最后几句，整理时被彭真、田家英等人删节篡改。根本不向上向下传达。 第四步，他在毛主席根本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抛出二月提纲，采取压制措施，企图扭转革命大批判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口头向毛主席汇报他搞的二月提纲，毛主席既没有审查文件，文字批准；也没有口头表示同意。彭真就向常委谎称主席同意了，以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的实质是以不涉及政治问题为藉口保护右派、以整风反学阀为幌子压制左派。 第五步，他在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中宣部、北京市委提出批评的情况下，采取假批评的措施，掩护退却。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四月二日，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四月五日，彭真在一个会上说：他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四月九日，在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上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 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这样，彭真就一步一步地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彭真问题的经验教训： 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2013年8月1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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