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彭真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一）毛泽东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 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 他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 谈话后，彭真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 还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 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事后，毛泽东的谈话被要求整理成谈话纪要。当时，关锋和田家英作了笔记，整理的任务也就落到了两个人身上。在田的推辞下，关锋独自一人连夜奋战写出了纪要，并把它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关锋知道后，担心会使田家英带采麻烦，曾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的回答是：“那几句话是谈文艺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胡绳的记忆：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问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算了。）事实上，田家英知道篡改删节这几句话关系很大，因此他就这件事与彭真商量过，彭也表示同意。据知情人说：田家英还向刘少奇汇报过，刘对田表示他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不久，关锋给毛主席写信揭发了田家英篡改删节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讲话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 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 彭真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彭真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 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彭真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 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 实际上姚文元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 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 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 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人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 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这篇文章也是由中宣部主持和组织写的，坚决贯彻鼓真的“政治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意图。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这文章是为了回应彭真批评上海市委不批评《海瑞上疏》而发表的，也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政治批判纳入学术讨论轨道而发表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这篇文章批判的内容应该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由于被压制现在才发表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这篇文章是为了弥补戚本禹前一篇文章的不足，把史学问题的批判进一步深化。 （二）彭真陆定一抛出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彭真把许立群一月间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七份材料转报给毛泽东。 七个材料分别是： 1,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2,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 3,汇报关锋等四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 4,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 5,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 6,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 7,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提出: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这个提纲，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政治局常委临开会前，彭真把“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 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