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反帝斗争消亡了吗？

　　近年来，反帝斗争已经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中美洲的前游击队变成了选举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职业人士现在谈论的是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但是，为偿还债务本息，拉丁美洲穷人的巨额金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在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公共财产、银行，特别是夺取自然资源。把自己的资金存入美国和欧洲银行的拉丁美洲亿万富翁，其人数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有更多的军事顾问、扫毒官员和联邦警察领导着拉丁美洲的“政策”，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某些老的桑地诺主义者和前法拉本多分子告诉我们，冷战结束以后，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都消失了。他们说，问题不在于有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而是缺乏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因此，他们要求得到更多帝国的援助。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短视行为，就是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取消社会立法，使拉丁美洲变成一个大农场、大矿场和大自由贸易区，丧失了它的权利、主权和财富。

　　马克思主义强调，帝国主义剥削得以深化的根据在于社会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依附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关系。苏联的垮台加强了帝国主义剥削。以为单极世界可以带来更好“合作”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美国对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和其他地方的干涉。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活力在于资本的内在活力，而不是由于苏联的外部竞争。丧失了国内市场而专门从事对外经贸活动的拉丁美洲，倒退到了“前民族”阶段。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就开始类似于过去的“殖民地时代”。

　　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与民族复兴、恢复国内市场、恢复生产性经济和恢复具有生产和社会消费能力的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变革的两种前景：阶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为了得以前进，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合作者——新买办的斗争，同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内部及其边缘地带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辩论。目前，新自由主义在两条战线(经济战线和政治——文化战线)和两个层次(政权和人民阶级)上展开活动。在上层，新自由主义为众所周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和制订政策，同华盛顿、波恩和东京狼狈为奸，新自由主义政权与出口商、大商人和银行家沉瀣一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统治阶级中最有远见的阶层意识到，他们的政策正在使社会两极分化，正在引起全社会的不满。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资助和促进一项平行战略，以一种“反国家”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动员基层组织，干预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阶级，从而组成一个“社会防护带”。它们是一些具有新自由主义渊源，但在财政上独立的组织。它们忠实于地方领袖和活跃团体，直接参与同社会运动展开的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被描述为“非政府”的组织有成千上万，从全世界收到了近70亿美元的捐款。

　　关于非政府组织政治性质的概念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独裁统治时期。在那个时期，它们积极推动向军事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非政府组织支持举办“家庭汤菜”，使受害者熬过新自由主义独裁政权操纵的第一次迫害高潮，得以生存下来。这个时期甚至在左翼中也营造了一种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形象，认为它们是“进步领域”的组成部分。然而，就在当时，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它们攻击地方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同时，很少揭露资助它们并为它们出谋划策的美国和欧洲的主子。在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当局侵犯人权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们也很少做出严肃的努力。显然，国外的资助限制了它们批评的范围，也限制了它们维护人权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随着反对新自由主义呼声的高涨，美国和欧洲各国，以及世界银行增加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一方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运动在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有人正在做出努力，企图通过非政府组织制造一种社会行动的替代方式。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非政府组织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基本汇合点，是它们都反对“国家主义”。表面上，非政府组织从“左”的方面批评国家，维护百姓社会，而右翼是以市场名义做出这一批评的。然而，实际上，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政权和西方的基金会鼓励非政府组织去埋葬福利国家，以提供社会服务来补偿改革的受害者。换句话说，在上层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使国内充斥廉价的进口商品、支付外债本息、废除劳工法、制造日益壮大的低工资收入者和失业队伍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经济上的得到支持，以便执行“自助”、“人民教育”、劳工培训等项计划，以暂时吸收一小批穷人，埋葬反制度斗争。

　　非政府组织与上层人士密切联系，并以其他地方计划协助他们进行破坏工作，从而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团门面”。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组织了一项“镊子”行动或一项一箭双雕的战略。不幸的是，许多左翼人士只看到了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外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看不到下层(非政府组织、微型企业)的新自由主义。出现这种普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非政府组织药方是由许多前马克思主义者付诸实施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阶级演变为“社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演变为非政府组织的这一意识形态过渡的入场券。

　　当新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盈利获得的财产变成私人财富时，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参加工会的抵制行动。相反，它们积极地参与了地方私人计划，推动私人企业(自助企业)改造成为(以微型企业为主)地方社团的进程。非政府组织在小资本家和在私有化中获利的垄断资本家之间建造了意识形态桥梁，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反国家主义”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名义进行的。当富人积聚私有化的大量金融财富时，属于中产阶级的非政府组织人士获得了用于支付办公室开支、运输费用和开展小规模经济活动所需的少量资金。政治上重要的一点是，非政府组织政治化了居民的各个阶层，食言了向公职人员做出的承诺。当新自由主义政权向公立学校教师进攻时，非政府组织拒不参加学校教师的斗争。当发生反对低收入和拖欠经费的罢工和抗议时，非政府组织给予的支持即使还有的话，也是很少。由于教育资助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它们避免支援公立学校教师的斗争。在实践中，“非政府”被演绎成了“反公共”开支的活动，把大部分资金给予了新自由主义者，补贴了出口商，少量的经费则从政府那里流向了非政府组织。

　　事实上，非政府组织并不是非政府的。它们从外国政府那里领取资金，或作为私人间接承包人接受地方政府的工作。他们经常同国内外的政府代理人公开合作。这种“间接承包”葬送了(有固定合同的)职业人士，用小集团的职业人士取代了他们。非政府组织不能提供一个福利国家能够提供的广泛而合理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计划只是向小的社会团体提供有限的服务。他们的计划是只能向国际捐助者而不能在国内报账的。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排除当地人士和经选举产生的官员的社会计划，制造了选举产生的官员依附国际官员及其豢养的地方官员的局面，葬送了民主。

　　非政府组织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的斗争从国家预算转向保障地方社会服务的自我开发。这就使新自由主义者得以削减社会预算，并把国家的资金转而用于补贴私人银行的赤字、给出口商发放贷款，等等。自我开发(自助)的意思是，除了向国家纳税并得不到任何回报以外，劳动者还必须用边缘资源加班加点，消耗稀缺的精力，以获得资产阶级从国家那里收到的服务。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非政府组织的“私人自愿活动”思想断送了“公共”的含义。政府有义务关心居民、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寻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国家的政治责任是保障居民福利的基本因素。但是，非政府组织把这些思想都丢弃了。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与这些公共责任相反的观念，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解决社会问题的私人责任，强调私人资源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实际上，他们给穷人加上了双重的负担;向国家缴税，让它有钱为富人服务;用私人的自我开发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非政府组织与政治社会运动

　　非政府组织支持计划而不支持运动;它们动员人们去从事额外的劳动，而不动员他们去为控制生产的基础手段和财富而斗争;它们关心计划的技术——金融参与，而不关心适应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条件。非政府组织抄袭了左翼的词汇：“人民权力”、“交出权力”、“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下层人民的领导”，等等。问题在于，这些词汇是与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合作联系在一起的，而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要求实践活动遵从不对抗政策。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地方本质是，“授予权力”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生活的小范围，必须以有限的资源，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和宏观经济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非政府组织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职业人士与社会政治运动直接竞争，在穷人、妇女、被排斥的种族中争夺影响力。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把关于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向下和向里寻找，而不是向上和向外寻找)。谈论微型企业而并不实践，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的：它是一个个人主观能动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收入转移到外国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只涉及居民的很小阶层，它们挑起对立社团之间的竞争，以此为手段破坏友爱。有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为获得外国资助而各自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它们迎合外国捐助者的口味，竞相提出低价的建议，却大言不惭地说，它们是在为许多追随者说话。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扩散的时期。它们把贫困的社团分裂为宗派和小宗派团体，它们不具有开阔的视野，更不具备在反体制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能力。最近的经验还表明，外国捐助者资助针对危机时期——对现状提出政治和社会挑战的时期——的计划。社会运动一旦平息，他们就改变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同政府合作，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围内调整非政府组织的计划。同“自由市场”，而不是同争取社会变革的社会组织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成了资助议程的主导文章。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和本质，以他们的“非政治”外衣和自助口号，非政治化了穷人，涣散了他们的斗志。它们加强受到新自由主义政党和新闻媒体支持的选举进程。它们避免关于帝国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以及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阶级斗争的教育。取而代之的，是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关于“被排斥者”、“无权者”、“极端贫困”、“种族或性别歧视”的讨论，这些讨论绝不超越表面现象，决不涉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通过纯“私人自愿行动”使穷人加入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后，非政府组织就创建了一个政治世界。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友爱和社会行动维护着同国内外权力结构保持的协调一致。

　　正如非政府组织已经做的那样，随着它们在某些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独立阶级的政治行动衰退了，新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对手。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接下来的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贫困化的到处加剧。尽管有许多地方性成就，新自由主义的权力从整体上不再遇到挑战，而非政府组织正以日益增长的方式，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归宿。提出替代出路问题正以另外的方式受到阻挡。游击队和社会运动的许多老的领导人、工会和妇女组织已经被非政府组织取代。出价是诱人的：高工资(有时候还以硬通货支付)、威望和外国捐助者的认可、国外的会议、办公室，以及可以躲避镇丫而得到的相对安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政治运动提供的物质利益稀少，获得的尊重和独立性巨大。更为重要的是，得到了批判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由。非政府组织和资助它们的外国银行(泛美银行、世界银行)出版简报，强调微型企业和其它自助计划的成就史，回避占高比例的失败事例——人民的消费减少，廉价进口商品充斥市场、利率上扬(如当前的墨西哥)。

　　“成就”也仅仅对穷人中的少数人起了作用。一些人向前进了一步，而另一些人连市场都进不去。个别微型企业取得成就的宣传价值是巨大的。然而，这种价值只表现为，制造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民众现象的幻觉。在倡导微型企业的地区，经常发生激烈的社会爆炸事件。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并不一致，非政府组织还没有消除独立的阶级运动。

　　最后，在非政府组织的鼓动下，造就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主义、新型的霸权和依附。计划是在帝国中心或它的机构“优先”的范围内设计的，至少是得到它们认可的。计划是“卖给”社团，并由它们管理的。评价是为帝国机构做的。优先顺序的变化，或者一个坏的评价，就会造成各个团体、社团、农场和合作社的倾销。这就使所有的人在满足捐助者和计划评估人的要求方面更守纪律。新总督们监督并保证所做的一切符合捐助者的目标、价值和意识形态，合理使用资金。凡取得“成就”的地方，都持续地依赖外国的支持，否则，它们就会让你瘫痪。

　　作为整体，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成为新自由主义工具。与此同时，少数非政府组织企图实行一种替代战略，转而依靠阶级，实行反帝政策。这类非政府组织没有一个得到世界银行或欧洲银行的资金，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代理人的资助。这类非政府组织支持把地方权力与争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努力。它们把地方计划与全国社会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维护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反对跨国公司。它们对卷入夺地的社会运动提供政治支援。它们支持具有阶级色彩的妇女斗争。在评价地方的和近期的斗争时，它们承认主导政策的重要性。它们相信，地方组织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争，认为全国性领导人应该是地方积极分子的负责人。总之，它们不属于后马克思主义那一类。

　　①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Petras)：美国政治学家、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个人网页：http://petras.lahaine.org/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