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计划经济、官僚制度与市场

　　无疑，在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官僚”的，在意识上是专制的，执行时是集权的。从这种经验性观察出发，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计划经济”(无论是中央集权的，还是非中央集权的)与需求多样、消费者成千上万、信息流繁忙的现代经济的需要是相矛盾的。只有市场才能承担这个任务。民主和市场相伴相随——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共同点。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大多数主要机构都卷入了中央计划经济。

　　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公司、微软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和扩大市场，都集中筹划直接投资和开支，集中地做出计划。后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少有人——尽管还有人——以批判的眼光注意这些企业。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怀疑多国公司的中央计划的效率，也不怀疑它们与以竞争性选举制度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相容性。

　　理论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中央计划经济与它特有的历史——政治变种。中央计划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内存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事实的话，计划制度的灵活性和它的应变能力也可以是多样的。这是当然的。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军事预算是计划和国家开支的组成部分。国家开支是向生产者(和资本的主人)征收的。在没有“计划模式”的情况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国家的中央计划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制度”才有的现象。它的缺点扩散了开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同样存在这些缺点。在两种情况(五角大楼和共产主义)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一种民主的会计制度：产量、成本、需求和供应都是由军工系统的首脑确定的。

　　由于在资源供给、移民、劳动生产率、产品需求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或其他林林总总的历史性理由)，集中支配国家的资源在许多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满足(由于上述因素而受到伤害的)某些欠发达地区、某些阶级、性别和种族的需要，只能采取集中决定的方式分配资源。如果不这样，“市场”就只为某些人牟利。由于历史上存在的“发展极”，甚至由于当时鼓励地区间剥削、阶级剥削和种族冲突，这些人处于优势地位。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为计划过程提供信息的政治结构。被选择出来的作计划并从属于社会或社会团体(生产者、消费者、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的人，以与那些同军事工业集团联系在一起的人不同的方式，在生产、消费和再投资之间分配资源。

　　其次，计划并不需要确定细节。国家的社会预算金额可以由选出的代表，根据公众代表大会的协议来决定。在公众代表大会里，公民可以根据地方利益投票。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在劳工党领导下的市政府内，这一做法在一些年里获得了成功。全国计划与地方计划的关系、开支项目的水平和决定“高水平”的投资都没有最终确定。为推动造福于全国(用于基础设施、高技术、教育等)的特殊目标给它们的拨款，用对学校、医院和文化中心给予补贴的形式加以补充。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计划是一种关键的手段。取消社会主义计划就放弃了一种组织社会变革的工具。为了改变广泛的不平等、贫困化和非正义的预算分配，需要一个整体计划和具有推行这一计划的权力的民主权力机关。中央计划同公有制企业和生产者、消费者自决委员会一起，是民主变革的第三个支柱。

　　最后，中央计划与生产活动和地方所有制的服务业(餐馆、咖啡馆、修理车间、家庭农场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当然，公共权力机构将要管理的是社会的宏观结构。

　　目前，由于有了超量级信息处理计算机，复杂的决定和信息流通已经更容易了。公式是：民主代表性加上计算机，再加上中央计划，等于效率、生产和公正的社会分配。

　　“腐败的国家权力”：屈从的地方政治家们

　　后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腐败的国家权力和夺取权力的斗争是一种原罪。他们的论点是，国家与居民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致权力机构忘记了它们的最初目标和目前的个人利益，从而变得自行其是，独断专行。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政权的人有可能变为暴君。但同样确实的是，领导社会运动的个人取得政权会产生一种解放效应。废除奴隶制和打倒君主专制制度是这种效应的两个实例。因为，国家“权力”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具有双重含义。同样，地方运动在动员社会之后，改善(在有些情况下显著地改善)这些基本条件，取得了成功。但是，经济和宏观政治决定葬送了地方的努力，也是事实。今天，国家和国际范围的结构调整政策导致了贫困和失业，耗尽了地方资源，迫使地方上的人背井离乡或卷入暴力活动。存在于国家和地方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不是葬送地方的积极性或变革，就是支持它们，而这完全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着国家和地方政权的权力。进步的市政府由于反动的国家权力机构切断了它们的财源而被葬送的事例举不胜举。另一方面，进步的市政府曾经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力量，帮助了地方的社会组织，如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的社会主义者市长和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左翼市长。

　　把“地方”与“国家权力”对立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把他们的讨论建立在历史经验，至少不是建立在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之上。这种自相矛盾是他们企图为非政府组织辩解而造成的。他们把非政府组织看做是地方组织与新自由主义的外国捐款者(世界银行、欧洲或美国)、自由市场的地方政权之间的调解人。为使他们作用“合法化”，作为“民主基础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轻视国家权力层的左翼力量。在这进程中，他们切断地方斗争与国家或国际政治运动组织的联系，充实了新自由主义者的活动。他们强调“地方活动”，从而恰当地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提供了服务，因为，这使他们的国内外追随者掌握了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把国家的大部分资源为资本主义出口商和金融利益服务。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后马克思主义者熟练地制订方案，向人***动传达新的“本性”和“全球化”行话。他们关于国际合作、自助、微型企业的演说和文章，在促成对外国捐助者的依附和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色彩的同时，制造了同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纽带。在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十年以后，当我们看到后马克思主义者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整个领域，如妇女、社团、青年等组织的“非政治化”、非激进化倾向时，就毫不奇怪了。秘鲁和智利是典型的例子。在那里，非政府组织牢固地建立了起来，而激进的社会运动却萎缩了。

　　具有共同课题的地方斗争是养育新生运动的食品和养分。要害是它们的方向和它们的原动力：要么提升社会体系的重大课题，并把它们与地方力量结合起来，以与国家和它的支持者做斗争;要么寻求外国支持，成为争相谋求外国补贴的一分子，并在这种情况下把眼光转向内部。它们必须须这两者之间择其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动走后一条路，马克思主义则选择前者。

　　革命总是以失败告终：后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论”（EIposibilismo）

　　后马克思主义者较少谈论革命的失误，更多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出路。他们举出了革命左翼的没落、资本主义在东方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选择余地的丧失、美国的力量、政变和军人的镇丫。举出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胁迫左翼去支持“可能论”：必须在世界银行强加的自由市场墓穴内，根据结构改革的日程行事，并在军人强加的选举准则范围之内开展政治活动。这叫“现实主义”，或者叫“增长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主要角色，推动和维护所谓的军政府的选举过渡。在这一过渡中，社会变革服从于一种选举制度的重新确立。

　　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分论据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静止的、有选择观察的基础上的，并且受早已得出的结论的束缚。在得出革命已经过时的结论以后，后马克思主义者把精力集中在争取新自由主义选举获得胜利上面，而不是放在选举后组织群众性抗议和动员大量人员参加院外活动大罢工上面。他们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的销声匿迹，却看不到9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的复苏。在描述军人对选举政策的限制时，他们不看萨帕塔游击队对军人的挑战，不看加拉加斯的城市暴恸和玻利维亚的大罢工。一句话，“可能论”者对开始出现的针对军人选举准则的斗争，以及在选举领域和地方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斗争活力视而不见。然后，由于“可能论”的失误和无能，这些选举则被推到了极限，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和基本需要。“可能论”者在惩罚军人不让其逍遥法外、补发(阿根廷各省)公务员工资、停止销毁(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的收成等方面都已经遭到了失败。

　　后马克思主义“可能论”者本身成了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从“谈判过渡”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15年。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每一时刻都迎合新自由主义，深化了自由市场政策。“可能论”者没有能力有效地消弭自由市场在人民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被新自由主义者所俘虏，去推行新的、更多地为维持他们执政地位而采取的节俭措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批评家，自封为新自由主义富有成效的和诚实的领导人，有能力给投资者以信心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逐渐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用性表现为，它走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危机，他们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政策，把盈利最多的投资和投机机会交给了银行和外国的跨国公司。

　　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它们得到了石油，……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它们可以用低工资和更少的社会保险支出，得到更多的免税待遇和更少的劳工法律限制。新自由主义者正在制造一种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比起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这一阶级结构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范例。与过去相比，当代拉丁美洲的阶级结构更僵硬、更定型、与政治或国家的关系更密切。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政策比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建议更为重要。

　　阶级友爱与外国捐助者的“友爱”

　　“友爱”一词被滥用到了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失去它原有含义的地步。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友爱”名括给予任何指定贫困团体的外国援助。职业人士进行的单纯“研究”工作或在穷人中开展的人民教育，也被称为“友爱”。在许多情况下，“援助”和“培训”的领导结构和传输方式，与19世纪明显地相同，而它的推行者同基督教传教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攻击国家的“家长作风和依赖性”时，后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助”。在非政府组织之间展开的猎取新自由主义牺牲品的竞争中，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欧洲和美国的同行那里获得巨额的补贴。自助意识强调用志愿者和短期雇用的熟练职业人士取代公务员。后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本哲学是，把“友受”改变为合作，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把富有阶级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资源，引向穷人的自我剥削。穷人并不需要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国家需要他们做的事而变成纯洁的圣徒。

　　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友爱观强调阶级之间的友爱、阶级内部的友爱、被压迫人群(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友爱，反对他们的国内外剥削者。它最关心的不是分裂阶级和使少数人群在有限时间内得到安宁的捐助。马克思主义的友爱观关心的，是具有共同经济意愿的阶级的成员自身开展共同的行动，以获得集体的改善。

　　这也包括为开展斗争的社会运动写作和呐喊，承诺承担同样政治后果的那些知识分子。友爱观念是与基本上是运动组成部分的“有机”知识分子——具有为阶级斗争提供分析和教育能力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后马克思主义者沉溺于各种组织、学术讨论会、外国基金会、国际会议和官样文章的世界里。他们用后现代的秘传行话，写一些只有这些主观主义本性的创始人才懂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把友爱看做共同运动的风险，而不是把外部世界说得一无是处，却什么也不维护的评论员。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目标是为他们的“计划”“获得”外国的资助。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问题是政治斗争的进程和保障社会改善的教育。运动是一切。为了提高争取社会变革——创始改变绝大多数人基本条件的政治权力——的觉悟，目标是重要的。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友爱”是同解放的基本目标分离的，是一种把人召集起来参加一场重新定义劳动的学术讨论会，或建造一座污水池的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一场集体斗争中的友爱，包含着未来集体主义民主社会的种子。是否具有广阔的眼界，是不同友爱观的分界线，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内容。

　　阶级斗争与合作

　　后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撰文谈论所有人之间的“合作”，不管他们是近处的人还是远处的人，也不深入地触及为保障新自由主义政权和外国金融代理的合作所需要的代价和条件。阶级斗争被视为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返祖现象。今天，人们告诉我们，“穷人”正在试图建设一个新生活。他们靠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政治家吃饭。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冒险分子，并不敢于把自己描述为起调解人和经纪人作用的人，并不承认自己在匆匆忙忙地从外国获取资金，并把它用于捐助者和当地的接收者都能接受的计划。基金会的投资家们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类型。他们类似于并非遥远的过去存在的“劳工签约人”(招兵买马人)。他们建立微型公司，与大生产者和出口商签订合约，集体招募妇女，让她们接受“训练”。

　　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政策，本质上是买办的政策：他们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为外国金融资本家和地方的劳动力牵线搭桥(自助微型企业)，以使新自由主义体制得以继续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后马克思主义者起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作用时，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政治演员。他们的计划、训练和车间既不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不在缩小贫困的意义上产生任何经济效果。然而，他们的活动却以同压迫者合作的非进攻性的和非真实的方式，在把从事阶级斗争的人引入歧途方面起着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阶级斗争和冲突的前景，是建立在社会分割为阶级这一现实之上的：一些人收取利润、利息、租金和返还税收，另一些人为得到更高的工资、更多的社会开支和生产投资而奋斗。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景十分清楚：在倡导合作、微型企业和自助十年之后，收入集中、不平等加剧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今天，如美洲开发银行那样的银行建立了出口农业企业。这些企业剥削和毒害成千上万农业工人，同时又提供资金，资助小的微型计划。在微型计划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是，在上层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在基层化解政治反对派。“合作”的意识形态，通过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联系穷人。从知识的意义上讲，后马克思主义者是知识化的警察，他们确定一种可接受的科学研究，为研究分配资金，过滤可能做出的阶级分析、导致斗争的课题和结论。马克思主义者背上了“空想家“的恶名，被排除在各种会议之外，而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者却到处自我标榜为”社会科学家“。对知识时尚、出版物、会议和研究经费的控制，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大的权力基础，而这一权力最终要避免与外国的金融老板发生冲突。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他们的思想重新回响起来。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见的那样，阶级分化和激烈的冲突在加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在战术上是软弱的，在同后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面的斗争中，犯了战略错误。

　　反帝斗争消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