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rxist Critique of Post-Marxism

　　詹姆斯·彼得拉斯①

　　前言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撤退，后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时尚立场。改革派左翼留下的空间，部分地被资本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技术官僚和传统宗教，以及原教旨主义者所占据。过去，这个空间是由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政治家，以及与“解放神学”合作的宗教活动分子占据的;中左翼在政治制度(上层)和较少政治化的人民阶级(基层)中有很大影响。激进左翼空缺的空间是与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工会阶层，以及城乡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在今天，正是在这些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更为激烈。

　　一大批“社会组织”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主要金融机构和政府代理的豢养下，在很多情况下得到它们的资助而涌现出来。它们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和它们的实践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较量。这些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自称是“非政府”组织或“独立研究中心”)竞相提出容易被人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以充实资助它们的老板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本论文将描述和批判这一意识形态和各个组成成分，然后描述它们的活动和非活动，并把它们同社会基层的运动加以比较。此后将要讨论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它的演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可能的回归等有关问题的前景。

　　后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在很多情况下，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对每一个基本建议提出反建议，以便提出一种替代理论，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分析思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遇到的基本论据，至少可以归纳为十个：

　　1.社会主义是一种失败，社会的所有“一般理论”都注定要重复这个过程。意识形态都是虚伪的(后马克思主义除外!)，因为它们反映的思想世界是被一个单一的种类/种族文化体系控制的;

　　2.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阶级的观点是一种“简化论”，因为阶级正在解体;主要的政治出发点是文化性质的，并同许多不同的本性(种族、种类、人种、性欲)交织在一起;

　　3.国家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是腐败而不充分的社会福利的载体。“公民社会”是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扮演者;

　　4.中央计划经济导致官僚统治，又是官僚统治的产物，它阻碍产品在生产者之间交换。也许需要对市场和市场交换作有限的调节，这可以促进消费和更有效的分配;

　　5.传统左翼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导致把公民社会归它控制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是腐败的。地方组织就地方性事务开展地方性斗争，结合向国家和国际当局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是实现变革的惟一途径;

　　6.革命总是或者以失败告终。或者不可能进行：社会变革有导致专制反应的风险。替代办法是为巩固民主让步而斗争，以保障选举进程;

　　7.阶级声援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们反映的是以前的政治和现实。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现有的只是一些相互割裂的地方。在那里，特殊团体(属性)和地方以相互帮助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在依靠外援合作的基础上，为生存而保持相互关系。相互声援是一种表现阶级——红十字精神的现象，是一种人道姿态;

　　8.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不产生可感知的结果，而只能导致失败，不能解决近期问题。围绕特殊计划开展的政府间合作和国际合作带来生产的增长和发展;

　　9.反对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残存表述，是另一种过时的东西。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不存在同经济中心对抗的可能性。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在这个世界中，更需要资本、技术和知识从“富”国向“穷”国转移的国际合作;

　　10.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不应该仅仅面向穷人的组织和为他们的条件分忧。内部动员应该建立在外部资助的基础上。专业人员应该制订方案，保障组织地方团体所需的外部资助。没有外部帮助，地方团体和职业教育将会衰败。

　　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

　　于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一种分析，一项批评和一个发展战略。用一句话表述，这个发展战略是一种非常广义的意识形态，是在他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想当然地加以谴责的东西。此外，还是一种对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危机(长期停滞、周期性金融恐慌，等等)和影响当地社会问题的社会矛盾(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判断失误的意识形态。例如，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据以活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同国家和帝国结盟的特定资本阶层打败了人民阶级，强加了模式。非阶级观的前景不能解释后马克思主义者据以行动的社会世界的来源。不仅如此，在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者来源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本身暴露了出来——他们自己的经历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权力的急剧和彻底的转向：在限制马克思主义赖以活动的空间和资源的同时，增加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和资金，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渊源已经融入了政治权力的走向之内，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转向资本输出。

　　现在，让我们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学的批判认识和它对一般理论普遍不牢靠的见解出发，来讨论它的一些特殊建议，让我们从它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意识形态的末日”开始。“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什么意思?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第一，那仅仅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惟一概念。第二，即使如此，失败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经济制度?最近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许多前苏维埃共和国举行的大选表明，大多数选民宁愿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过去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经济实践。如果前共产党国家的公众舆论是“失败”的晴雨表，那么，现在还没有定论。其次，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者想以左翼政权的衰落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那么，我们还要坚持，在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缺陷而导致的“失败”与外部侵略造成的政治和军事失败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没有人会说，希特勒摧毁西欧的民主政权是“民主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恐怖主义政权和/或美国对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阿富汗的干涉，在革命左翼的“衰败”中起了主要作用。军事上的失利并不是经济体制的失败，并不反映社会主义经验的有效性。此外，当我们通过许多社会指数来分析社会主义或人民政府相对稳定时期的内部运作时，其结果要比后来的政权有利得多。同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相比，阿连德政府在人民的参与程度、卫生、教育、公正的增长等方面要有利得多。在尼加拉瓜，以同样的指数比较，桑地诺政府要比查莫罗政府好。阿本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和人权政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政府政策下的土地集中和15万件谋杀案要好得多。

　　目前，新自由主义者确实在执政，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与此同时，在西半球很难找到一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群众运动不发挥影响的国家，而这些群众运动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正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权发起挑战。在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举行了富有成效的大罢工，在墨西哥有重要的印第安农民和游击队运动，在巴西有无地农***动，这一切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共产集团以外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人民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后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植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概念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混淆了军事失利与左翼的政治失败。最后，面对东方的共产主义，他们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变化和富有生命力的本质。一个以社会所有制、福利计划、土地改革和民主为内容的新的社会主义具有日益增强的人民性。它是建立在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末日”的观点，不仅与它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而且也与新老马克思主义者持续开展的意识形态辩论不相符合，与新自由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目前的辩论和冲突不相符合。

　　阶级的解体和个性的涌现

　　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一方面，他们说它冲淡了文化特性(种类、人种)同样具有甚至更加重要的意义。他们指责阶级分析论者为“经济简化论者”，错误地解释了阶级内部的种类和不同人种。可是，当他们提出这些“差别”决定当代政治的本质时，他们走得更远。对阶级分析观点所作的第二个攻击是，阶级纯粹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见解，本质上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主观现象，阶级分析是这一见解的产物。这样，就没有了分割社会的“客观阶级利益”，因为“利益”完全是主观性质的，每种文化都确定自身的偏好。第三个攻击说，经济已经经历过几次变革，社会中也已经抹掉了古老的阶级差别。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说，在后工业社会，权力的源泉是新的信息体系、新的技术与领导和控制它们的人。根据这个观点，社会正在向一个新的社会进化。在这个新社会中，工业工人正在沿着两个方向消失：向上，参加到高技术“新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向下，变成“下等阶级”的边缘人群。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阶级内部存在着人种、性别和种族的差别。然而，他们强调的是，导致这种差别的广泛社会制度，以及把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以便在所有领域(劳动领域、社团领域、家道领域)消灭众多不平等现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是性别和种族的差别能够并且应该在阶级范畴之外加以分析和解决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拥有侍女和财富的地主婆同其工资仅能糊口的雇佣农妇具有同样的本质“个性”;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印第安官僚同被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剥夺了土地的印第安人具有同样的“个性”。例如，玻利维亚有一位印第安人副总统，在他主持下，把耕种古柯的印第安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这种受相邻人群压迫的特殊形式的政策可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出发点。然而，除非消除压迫，挑战社会制度，否则，这一观念将变成为一个囚禁其他受剥削社会团体的“个性”(种族或性别)的隔离囚牢。这需要对(领导和确定一般和特殊不平等条件的)社会权力结构做一个更广泛的阶级分析。

　　个性政策的本质内容是，把各种团体分割成无力穿透政治——经济世界的、相互竞争的团体，而这个政治——经济世界定义穷人、工人、农民和雇员，然后抛弃他们。阶级政治是应对“个性政策”挑战，并改造那些制造和其他不平等的机构的场所。

　　阶级不是主观的产物，阶级是资本家阶级为把价值据为己有而组织起来的。这样，阶级是由时间、地点和感觉制造出来的主观观念的说法，就把阶级与阶级觉悟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是一种客观状态，而后者受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制约。阶级觉悟虽然是一种社会合成，然而在历史上却是“真实”而重要的。尽管阶级觉悟的形式和表现千差万别，却是一种历史上和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存在的现象;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它常常被其他“觉悟”形式(如，种族、性别、民族)所遮掩，或同它们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和阶级觉悟)。

　　在阶级结构方面显然有重大变化，但并不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方向上。重大的变化增强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剥削，尽管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本质和条件已经变了。目前，工薪劳动者的数量比过去更多。非常规剥削不是描述“穿越”过去的资本主义的课题，而是回顾19世纪对劳动力剥削的形式。需要重新分析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一个人民国家被更清晰、更直接地同资本主义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机构所取代。这个资本主义统治者就是没有中介地治理着国家阶级权力的新自由主义。不管国家行为的“众多决定因素”是哪些，不管最近的和过去的政权如何，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更直接地取决于一种同国际银行业和出口行业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监控。它同公民主体的垂直联系和基本联系是通过国家的镇丫机器和一些以消弭社会爆炸形势为己任的准国家机器——非政府组织实现的。

　　福利国家的消失意味着社会结构更加两极化：一边是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受到损害的国家公务员，另一边是薪酬丰厚的专业人员，他们是与多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市场和政治权力中心关系密切、得到资助的其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工厂里的阶级，而且还有国家与没有固定职业的阶级、被迫在街头和市场生产、销售和承担再生产成本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出口商精英和中小买主(电子产品进口商、宾馆和国际休闲胜地的旅游业人士)的市场一体化伴生的，是国内经济(地方工业、小农场)的解体，其生产者被不断地从农村驱赶到城市和外国。

　　为中产阶级上层服务的品进口的基础，是穷人“出口”劳动力所提供的利润。剥削的纽带是从国内的贫困化、农民的离乡背井并被赶到城市和外国开始的。“出口劳动力”寄回的收入提供了硬通货，为进口和新自由主义的(为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而建设的)基础设施计划提供了财源。剥削链拥有更多的渠道，但最终还是一种资本——劳动力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它为“民族”的多样化而斗争。国家市场、国内生产和交换再次成为的历史要求。同样，非常规(非正式)职业的发展要求进行巨大的公共投资和一个调节中心，以提供拥有适当生活条件的正当职位。总而言之，阶级分析必须适应在具有国际联系的劳动力市场内无中介资本的规则。在这个市场里，过去的再分配改革政策已被把收入集中到高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取代。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过去是生活在正规劳动力市场里的。而这些阶层目前的单一化和向下滑动，为统一的革命行动提出了一个极具潜力的目标。一句话，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阶级个性，它是组织穷人斗争的温床。

　　总之，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变革使阶级分析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而是加剧了阶级差别。微型加工工业和那些采用新加工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并没有消灭工人阶级，而是连续的剥削进程中调整了活动中心和生产方式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所能感知的新的阶级结构，把新技术与更受控制的剥削方式结合起来：一些部门的自动化增加了在生产线上的劳动时间，闭路电视摄像机在减少管理人员的同时强化了对劳动者的监督，束缚工人的“质量控制圈”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增强了自动的剥削。“技术革命”最终适应了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阶级结构的要求。计算机使农业交易能够控制成本和害虫的数量，但却是低收入的劳动者浇灌了农田，中了农药的毒。信息网连接了起来，剥夺了体育用品工业、家庭用品工业(非正规经济)、纺织和制鞋工业工人的工作。理解这一种技术与劳动力不均衡发展过程的关键，是阶级分析，性别和种族只是其中的内容。

　　国家与公民社会

　　后马克思主义者描绘了一幅只是从一侧观察到的国家的图像。国家被描述为一个掠夺公共财富，使人民陷入贫困，使经济破产的巨大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在政治领域，国家是一个专制政府，是实施阻挡人民行使公民权(民主)和产品交换(“市场”)的独断专行措施的根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公民社会”是自由、社会运动和公民权的源泉。在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中，人们可以得到富有活力和公平的经济。这一意识形态令人奇怪的事情是它脆弱的能力，它竟然忽视了50年的历史，在缺乏私人投资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1930年的世界性危机、40年代的战争，等等)，公共部门是鼓励工业化的必要工具。

　　其次，教育和基本公共卫生大多来自公共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在从18世纪到1930年一个半世纪的自由企业时期内，拉丁美洲经受了圣经上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亲身经历的所有七种灾难：种族灭绝、饥饿、疾病、独裁统治、依附、离乡背井和剥削。

　　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共部门壮大了，并且背离了它原有的公共职能，直至被政治和商业精英们占为私有。“国家的效率低下”是它被引向为私人利润服务的结果，同时为交易利息提供补贴(通过低成本能源)，为政治追随者提供职位。国家效率低下同它从属于私人利益直接相关。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职能范畴的卫生和教育计划被私人经济、教会或非政府组织恰当地取代。无论私人部门还是教会，它们资助诊所和私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的需要。非政府组织更甚，它们根据外国捐助者的好恶或利益，在地方上为少数人提供短期的照顾和教育。

　　正如一项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历史：在公共成果的积极面相对而言大于私人成果时，他们容忍用自己反国家的花言巧语蒙上自己的眼睛。

　　“国家是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一论点既是事实，又不是事实。独裁国家过去有过，将来还会有，但是它与公共所有制很少有关，或者毫无关系，特别当它意味着剥夺外国企业时。大多数独裁政权是反国家的，支持自由市场的，今天是这样，很可能将来还是这样。

　　此外，国家推动被剥削阶层参与政治，承认劳动者、黑人、妇女等的合法权利，已经是公民权利的重要支持。各国在做了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土地、收入和预算以后，已经为社会公正打下了基础。

　　一句话，我们需要抛弃国家/反国家的各种言辞，以便确定国家的阶级本质、它的政治代表性的基础和合法性。对国家进行违背历史事实的泛泛攻击是不可取的，只能起到论战工具的作用，只能阻碍自由市场的居民在依靠公共行动创造潜力的情况下，做出合理和有效的选择。

　　“公民社会”与国家互不相容的论点也是一种虚假的二分法。此外，关于公民社会的大部分讨论对分裂“公民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置若罔闻。公民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的领导阶级，在攻击穷人的“国家主义”的同时，始终把巩固其与国库和军方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支点，以促进和保护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同样，当公民社会中的人民阶级起而反抗时，他们谋求的是打破统治阶级对国家的垄断。穷人争取国家资源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巩固与富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事情始终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同国家的关系。

　　身处新自由主义国家之外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改变了它的功能意义。他们在不加批判地吸收上层的反国家言辞的同时，把它搬到了下层。后马克思主义者企图为他们的组织道路(非政府组织)辩解，把它们搬到上层，其理由是，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在“公民社会”中行动的，然而，事实上他们接受外国政府的补贴，为本国政府工作。

　　“公民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深刻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深化了的社会分歧的一种抽象认识。既有公民社会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又有“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有某些极其少见的情况下，才会遇到其他的形式。在折磨、任意支配和掠夺各社会阶级整体的法西斯政权和极权主义政府下，我们才会遇到国家与公民社会互相分离的时刻。

　　谈论和描述“公民社会”的意图在于，出于政治目的，把合法的差别改变成为主要的政治派别。而实际做起来，阶级之间的差别将被淡化，就没有了对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挑战。

　　把“公民”与“国家”对立起来，是忽视某些公民(出口精英、中上阶层)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把绝大多数公民(工人、失业者、农民)排斥在有效行使最基本社会权利之外的事实。精英公民利用国家，用把公民变为单个个人的手段，使公民权利失去任何意义，从而剥夺大多数公民的这种权利。讨论公民社会，如同讨论国家一样，需要确定各社会阶级所处的环境和特权阶级所强加的界限。后马克思主义者把术语当做一种不加批判的概念，这种方式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强社会变革的活力。

　　计划经济、官僚制度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