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家管理群体和管理经验的展开 在敌后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八路军逆向渗透进华北地区，在农村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建立基层政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一大批“三八式干部”在工作中间成长起来，解放战争期间其中53000人随军南下，在建设新中国政权方面成为支柱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共产党人对于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发掘和检讨，在思想认识和组织团结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海内外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为什么共产党竟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此后，共产党人更高程度地把井冈山时期管理革命的成就应用了到了更广泛的领域，由此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无形实力，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管理经验下培训的干部的继续领导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点。 1、扁平化管理经验在抗战期间的成熟 共产党和红军的弱小，但是对手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都比自己强大，所以，在管理上不仅缺乏足够的控制力量去影响尽可能多的农民，而且也缺乏经过适当训练的行政管理人员。共产党人从自己的短处进行突破并形成新的管理设计，美国学者沃马克看得很清楚：“如果红军仅仅依靠军事上的优势来要求服从，那么它会极大地提高管理成本，并降低乡村支持的水平。但是还有另外的决定政策受欢迎程度的标准：一个是强调这一政策能够动员起来的有效的大众支持的数量;另一个则强调政策与大多数‘民众’偏好的一致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分歧，一个大多数喜欢的政策通常能产生相当大的积极支持。”而且，把被管理者的行为看作是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结果，这一看法也是有局限的：“引起对公共目标的认同可以降低动员的资源成本，但认同要求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标。组织及其目标必须贴近于人民，否则他们就逃避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或者对最后结果也漠不关心。如果一个组织对参与行为进行奖励，资源成本就会上升，最高领导人就会获得对组织目标更大的控制权，角色规范就变得明确。依赖制裁进行控制也是昂贵的，还限定了服从的标准。” 以底层群众的认同为基础，最小化管理者掌握的控制权作用的分量，这是建国后在党内开展系列整风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先声。从尊重被管理者——农民群众和士兵的认识起点出发去看待管理问题，而不是从专业化需要和完美制度设计出发，这构成扁平化管理的根本要点：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一个社会的运作总是从属于一个管理系统――总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中间取得管理绩效。在毛泽东看来，在管理系统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但是管理者的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的描述性措辞看这两者的不足有某种一致性――都可以归结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个人主义”，被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于管理目标(这在毛泽东那里是被视为阶级利益的具体化)的冷漠――通常表现为“雇佣思想”，而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则是强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视野局限在单纯军事方面，或者采取官僚主义或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都同等强调：“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共产党人没有使用国民党那种抓丁派捐的强硬手段，也没有建立以有文化有管理经验的乡村绅士为依托的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基层政权，但是，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C.K.杨估计，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中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与此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建立与政府的新联系，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最初步骤：即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 反对强迫生硬的工作方法，强调管理者尊重群众的态度的重要性，以提高认同而不是控制去追求管理绩效为主要努力方向，这种“三位一体”的审视管理者的眼光，是毛泽东终生不改的，建国后高层的系列争论仍然与这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看来，在毛泽东心目中间，管理绩效最终与认同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控制权的关系较为不密切，损害扁平化管理带来的认同水平下降速度会快于控制权上升的速度，结果总的管理绩效水平是下降的。所以，战争年代他把人民群众“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即认同水平很高)视为“真正的铜墙铁壁”。 也很显然，共产党人多数来自底层，文化水平低和管理经验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相对于庞大的管理事务而言，这一管理者群体所能实现的最高科层化管理绩效有其上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强调深入群众和扁平化管理也有一个特殊时代条件的针对性。 人地关系紧张与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旧统治阶级加之于农民的苛重经济剥削往往利用农民低下的市场谈判地位，这使得旧中国多数贫苦农民的生存境况难以忍受，构成颠覆旧政权的巨大政治能量，而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从走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如何把这股政治能量制度化，塑造为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动力。与这个制度化过程相联系的首先是一场扁平化管理的革命，这一管理革命颠覆了科层化管理的大多数原理，革命的深度超出许多普通人正常的认识视野，引发了共产党人内部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这一管理革命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从而保证共产党人能成功地汲取农村的人力物力资源，有效地用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落实使得根据地社会也出现了“中农化”趋势 ，扁平化管理的成熟和根据地的稳定，在多个方面都验证了经典作家对新社会的展望，同时也强化了第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三八式”干部，他们在新中国管理中间扮演着非常寻常的重要角色)对扁平化经验的认可： “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全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它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2、扁平化管理与无形实力的提升 1936年红军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美国记者斯诺对于有形实力劣势下的人民军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在长征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可能也有外国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同样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砺、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 。在战争期间，由于强大的敌人所施加的生存压力，大体而言，在革命军队内部强化了共同体信念，每一个战士和军官的安全，都取决于整体事业的进展、革命力量的壮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排除乃至取消个人利益的种种小算盘，整体目标在个人努力中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就使得共产党军队能够在有形实力的劣势之外，形成无形实力的优势，无形实力有赖于“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态势的实现，这是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那个古老命题最精彩的演绎。 在“上下同欲”这一高度力量整合的反面，是国民党军队存在着严重的“五不和”，按照一个眼光独到的美国记者贝尔登所见：“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国民党军队直到最后败退台湾的时候，仍然拥有海空军优势，虽然一直占据着有形实力的若干优势，但怎奈无形实力方面的劣势实在是太大。 有形实力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单独起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可能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清晰地指出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在共产党革命的有形实力劣势现实中间，毛泽东显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无形实力的成长方面。革命战争的胜利从表面上看总是违背了一般竞争的规则，总是有形实力不足的弱势群体最后赢得了胜利，这是普通的竞争力量对比难以解释的，所以在分析革命的时候，研究视野和分析重点就要更多地放在无形实力方面。 竞争实力大体上可以分为“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通常的管理学视野局限于静态力量――人力物力资源――的对比和运用上，对直接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形实力”的研究较多，难以深入到动态过程内部去分析“无形实力”的作用，因而容易忽略革命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对于群体竞争力量的分析，尚未发展出适当的分析工具，因此难于进行理论提炼。本文借鉴美国学者克莱因的国力方程，并进行必要的改进，来分析中国革命胜利中的无形实力因素，并由此去呈现共产党从长征前的失败中间所提升的前进动力。 克莱因国力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 克莱因原来是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量问题，我们为了表示革命时期对垒阶层竞争力量的形成机制，把有形资源构成划分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因为对国内战争而言领土因素是既定的，而人口的作用则服从统一战线和阵营的划分，不是固定在某一个方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就从等式中间取消这一项。而无形资源则划分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总的竞争实力等于有形实力与无形实力之乘积。这样，有形实力就不是单独起作用，要与无形实力联合起来看待，有形实力能够运用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无形实力的系数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乘积关系。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革命战争期间，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和平民阶层(革命者)的竞争力量对比关系公式，就可以改写为： 竞争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精辟地说明了对外竞争的实力取决于内部力量整合的程度。“团结”是为了更好地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把人力物力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用于竞争的目的，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此，在有形实力既定的情况下，“团结”是提高无形实力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团结”这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努力与集体目标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与整体目标偏离越大，个人努力对整体目标的有效贡献就越小，不同个体努力之间的算术总和与形成的实际合力的差距就越大。最理想的状态下，是所有人的努力方向都与整体目标一致，这样竞争实力就等于全体努力的代数和，没有相互之间的抵消和损耗，也就是说：无形实力作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衡量取值，最大为1，最小是0。对于无形实力的取值范围，以及与有形实力的关系，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战争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掌握着国家军事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被统治阶级是处于劣势的，这是革命在有形实力方面的不利条件。长征之前的“反围剿”作战失败，以及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的挫折，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竞争方略选择错误之外，也是与这个有形实力方面的劣势紧密相关的。从这里也间接说明了无形实力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组织和运用资源的管理模式。 毛泽东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重大的挫折可以把压力变成为动力，促使人们放弃错误的观念吸取教训。红军长征之后，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很多红军将士，发现毛泽东和他所遇见过的其它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都“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这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挫折之后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于这个方面认识的深刻把握，斯诺在所有西方观察家之前看到共产党人在有形实力劣势之外的制胜优势，预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也使得他的书成为拉铁摩尔所称许的“西方国家介绍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由于无形实力是劣势一方竞争和生存的关键，共产党人就在这个方面投入了格外多的精力，去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和组织观念问题，启发官兵的觉悟和主动性，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集中那么多的高级干部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解决思想和作风问题，这本身是提升无形实力的需要。 3、扁平化管理的外部条件 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安全态势，使得扁平化管理模式的运行，没有遭遇特别大的困难，这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区别，建国后毛泽东和对立面争论的升级就是与外在压力消失后内部分化程度加深有关的。即便是战争年代，对于管理上层而言，扁平化管理模式还是受到他们的相当自觉的抵制，这集中体现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争论中间，这个争论实际上预示了扁平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层独立利益和视野的冲突，从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预言了建国后的党内严重分歧。 扁平化管理的种种优势，及其在外部强敌压力下的自我维持，本身也部分地说明了其适用条件，胡乔木很精辟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它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导的管理革命成就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证明，在认识上共产党内部已经不存在对于扁平化管理的认识很大和怀疑，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条件，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外部维持压力不再存在了，所以争论还是在老地方继续发生。扁平化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简单直接对应这一狭隘的观察视野，要求从根本处着手解决问题，以内部的良性互动关系建设为起手处，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标放在第二位上，优先关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调整，最终造成一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态势，然后把军事和战争胜利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来看待，扁平化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标之外，优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提高无形力量的着手去提升竞争力量，在力量对比优势的基础上去自然地取得胜利;这一从“关系建设”着手追究无形力量提升的过程，被作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标――战争胜利――更优先的目标。和平年代似乎仅仅对应着一个权力划分问题的“党指挥抢”，在战争年代却蕴含着要求军事指挥员把目光，从直接目标上转移开，关注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并配合了对军队内部指挥结构的再造。 扁平化管理模式中间，隐含着一个“管理人”对于复杂世界的简化模式，有一种明确的方法论提炼，这在认识上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核心层次联系着社会分化的结构性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排斥，这是为什么扁平化管理可以成立的原因所在——被压迫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政策和策略层次，则建基于一个特定的敌强我弱的局势(力量对比)，由此设计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方式和运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需要不同的竞争方略。最后，毛泽东从核心认识的结构性部分提炼出矛盾和对抗的理论，他关于力量对比的判断落实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策略。 注释 (美)雷恩着，孔令济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66页 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章 (美)A•雷恩着，孔令济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56页 顾迈男：《远景壮丽的南水北调——记原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载《邓小平文选》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张宏志：《中日血战三部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页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2、120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马克斯•韦伯着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 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6、298页 马克斯•韦伯着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 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参见第278-286页 (美)布劳、梅耶着;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英)毕瑟姆着 韩志明等译《官僚制》吉林人民出版杜2005年，第7-8页 黄克诚：《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1日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3-104页 《何长工回忆录》，第226-227页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7-69页 陈士蕖着 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页 奥尔森着 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6页 陈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期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七章，土地与革命;作者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韩丁的《翻身》一起，被拉铁摩尔称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陈士蕖着 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页 曾志着：《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同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参见第92-94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99页 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1页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的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页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杜润生主编 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参见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节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8、33-34页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第七章，土地与革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 参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7、116页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 (美)巴林顿•摩尔着 拓夫 张东东等译《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页 杜润生主编 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美)莫里斯•迈斯纳着 杜蒲 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第67-68页 (美)埃德加•斯诺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12月，第253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十一章，内战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页 王恩涌等编着：《政治地理学-大时空中间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五页 (美)埃德加•斯诺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第103-104页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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