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管理学革命

　　二、长征之后新型管理经验的普及

　　革命不仅仅是要完成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而且在一开始就必须完成对于科层化管理模式的革命，没有后一革命，组织和动员群众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即便是苦心动员起来的力量，也很难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没有对于科层化管理的颠覆和扁平化管理的创新，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1965年在回答马尔罗如何启发农民勇敢作战并获得胜利的原因时，毛泽东回答说：“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先生作为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背靠农村和农民的共产党人反而打了胜仗，梁漱溟老先生也一样没有想到：“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看不到扁平化管理的威力，就肯定很难理解贫苦农民的政治不满何以能够组织成为不可抵御的反抗力量，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国民党反而打了败仗，最后老先生只得勉强给出一个道德上的判断。

　　其实，在革命队伍内部，走出传统的“科层化管理”的常规思路，也是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并且是在经历过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这一“激进”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认识和接受的。1956年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周总理就自己亲眼所见，也印证了这一次管理革命的难度：“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

　　建立稳定的基层政权，改善贫苦农民的生存条件，都受制于劳动力低下的相对价格，减租减息政策很难落实，因为贫农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农面前处于一种低下的谈判地位，这是市场关系中间活生生的力量对比。国民党也曾于一九三○年颁布《土地法》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没有配套的措施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力量优势，这一政策将永远不可能落实。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也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他们是真的想要帮助农民实现这一目标，就切实着手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一个事后的总结说得非常精辟：“减租减息是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而它的实现又是取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对地主让步。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地主在经济上的优势，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尚不能完全扭转，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却是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的。通过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农民，改造乡村政权，建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弥补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

　　减租减息的关键，当然是要让地主和富农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优势和权力无效，不然就根本谈不上政策的落实。一位海外的研究者从共产党人的实践中间看出其中的奥秘：“要粉碎地主的权力，关键在于不仅要彻底废除大约有30种之多的附加税收，而且要禁止地主阶级的其它许多剥削活动，如各种徭役，佃农向地主‘送礼’等等。自从法律细则保证了佃农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以后，佃农不会在武断之下被迫与自己耕种的土地分离了。地主再不能随意收回土地，也不能对佃农进行敲诈。地主阶级的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制在它可以得到的一定数量的地租和利息的范围内。”

　　对于地主权力的有效限制，有待于农民权力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农民关心自己利益的愿望被激发出来，而且还要他们能够掌握住实现自身愿望的组织和政治优势，在群众运动走向稳定政权的过程中间，常常发生“先左后右”的公式——群众难以起来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放手，群众有了初步的力量之后往往出现过火行为，这个时候又容易发生过分的纠偏打击群众积极性的问题。这些错误和曲折，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最终还是要形成群众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兼顾全面和长远的意识。“使乡村发生了重要变化的群众斗争的开展，事实上是漫长的，充满曲折和反复的。如果能使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巨大的困难，寻求自己生存条件的改善，那就能够使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他似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和推翻自已身受的苦难和压迫，发掘出自己的创造潜力。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农民在改变他们的环境，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己。正如列宁所说的：‘只靠宣传和鼓动并不够，群众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与经济学家们的狭隘视野的完全不同，共产党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财产权并不能单独起作用，经济问题不可能局限在“纯经济”的狭窄视野里去解读，必须要与政治权力和舆论氛围的变化结合起来，这固然与共产党人追求在现实中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权力独立起作用的限度。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工作，太行根据地做得最好，他们那时经过深入调查，就发现国民党的三七五减租法令和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都很难落实：

　　“调查证明：减租减息不止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动农民支持战争，而且是一次异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它包括着阶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大变动。如果不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让他们自觉地起来斗争，单纯靠政府从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彻底的减租减息是很难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政府法令作依据，没有政权和军队的支持和保护，地主阶级也不会轻易让步，农民进行斗争就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针对农民的‘命运’、‘良心’观点和各种顾虑，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结合地主剥削农民的具体事实，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耕地，也不会生产出粮食;同时，用地主阶级通过祖佃、债务关系兼并农民土地的生动事例，说明土地的主人原来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发家史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发家是剥削的结果，是‘坑害’穷人的结果……。通过这些教育，使农民逐渐认识到一切财富(包括地主的财产)都是农民劳动创造的，一切应归劳动者所有的道理。”“实践还证明：如果没有一支形成优势的纯洁的阶级队伍，没有一个支持群众运动的抗日民主政权，‘双减’运动是搞不起来的。”

　　要系统地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站在劳动者背后的政权，并颠覆国民党政权，革命与劳动力相对地位的提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而且共产党人善于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内在的联系揭示出来给人看。还是那个美国记者贝尔登，他记录到了共产党人如何把贫苦农民的经济感受提升为政治觉悟的技术，并转换为军队的战斗力的：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士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末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

　　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开始，中国历代第一波起来反抗统治阶级暴政的起义者，多数都在与旧统治阶级撕拼的过程中拼成同归于尽的结局，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奋斗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从有形实力――主要是技术兵器和经济力量――的差距看，毛泽东和同志们却是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上;在冷兵器时代，起义者与统治者的武器差距是大刀长矛对锄头镰刀，而共产党和红军却是面临着锄头镰刀对洋枪洋炮的差距;而且，历代统治者都只能从国境之内攫取资源去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却能够取得海外列强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支持。

　　中国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共产党人必须从民间取得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颠覆旧政权的战争，由于所能动员的有形力量少于对方，这就必须寻找一种最节约的力量使用方式;同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其支持者主要是贫苦的农民群众，而共产党人要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支持，就必须解决一个低成本、广覆盖的基层政权系统的问题，否则，仅仅是管理对象数量庞大相联系的管理系统的巨大规模及其常规运转费用，就足以耗尽苦心收集起来的有限资源，这其实就是国民党政权在华北乡村陷入“内卷化”困境的原因所在 。

　　共产党人的管理革命，在两个方面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要求最节约地运用获得的资源，这集中体现以游击战为核心的系列战略战术方面;另一个是必须最小化联系农民群众的政权的消耗，使来自农民的有限资源能够最大化服务于战争第一线的需要，精兵简政、供给制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都体现了最小化单个工作人员的消耗水平的努力方向。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扁平化管理的特色，战争胜负虽然最后是在战场上见分晓的，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竞争优势，却先于最后的胜利而通过管理模式日常化了，没有一个低消耗、高效能的联系群众的政权，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取得民间资源去支持战场上的长期搏斗。作为八路军的对手，日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保密的和不保密的日本文件，对中共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表示了特殊的忧虑。群众工作是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都做到日军驻地旁边来了，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一个日本作家在强调了中共‘可怕的’组织力和人民对它的支持以后深深感到，将来共产党的力量将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