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革命的需要与抗战期间国民的失败

　　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共产党领导”

　　一、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管理学革命”

　　二、长征之后新型管理经验的普及

　　三、革命家管理群体和管理经验的展开

　　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看法：“管理被视为是对一切组织化工作必不可少的活动。管理的基础在于经济地分配和利用人力及物质资源，以便实现组织的目标。” 而美国学者杨炳章则以幽默的语调，把共产党比作一家企业，把毛泽东看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长征则是企业从此走向兴旺发达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在中央领导层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没有疑问的。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细大不捐地监督着所有管理业务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外部事务如谈判、竞争、宣传和广告;内部事务如人事组织、任务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对下属雇员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个人团结在他的手下。他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一般而言，通常的管理学研究局限于揭示“有形实力”方面，例如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数量对比，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的对照等等，因为这些方面易于进行理论处理和量化。但是，仅仅是有形实力并不足以决定竞争的最后胜负的，从历史上革命的经验和后果看来，革命阵营一个特定时期的力量对比的劣势，对于全局胜负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一切都革命者都是从受压迫地位起而反抗的，革命阵营在早期实力不足甚至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革命最后胜利显然是有形实力之外的决定性力量起作用的结果，本文称之为“无形实力”。

　　共产党人的管理模式与常规管理的巨大不同，在一个过于正常的社会里面难以得到理解。美国管理学大师们就曾经发现，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三个管理组织之一，但是其经验很难移植，当然也是难以理解的。“欧内斯特•戴尔在会上(196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关于区分管理教学者和实践者的讨论会)的发言对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被孔茨认为是经验主义学派之一的戴尔从两方面对一致性主题提出了反驳：首先，他指出管理得最好的三个组织(根据杰克逊•马丁德尔的观点)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教会个共产党。如果采用综合性学说，那就意味着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可能互换。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因此‘管理的综合性和可转移性’被否定了。” 本文对照国民党的失败，比较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完成的管理学革命与常规管理的不同，试图把握一种完全脱离常规思路的管理学成就的来龙去脉。

　　管理革命的需要与抗战期间国民的失败

　　战争是最高程度的一种残酷检验：一个政权或者一支军队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动员民众的力量，并运用好这一力量;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篇》)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通俗语言，意思就是：打仗是关系到一个政权存亡和个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须明辨秋毫，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严肃性，逼迫人们抛弃一切虚伪和骄傲，认真看待实际问题，所以是对政权和军队战斗力的最严格考验，就其本质而言战争是检验把内部资源动员起来应付外部侵略的有效性的最严酷的课题。

　　毛泽东曾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力量面前，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过这一严酷的检验。邓小平同志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主观主义少”特别有心得，所以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统领一切的高度，不仅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这个，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外乎这个。

　　许多人对于有形力量的对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则懵然无知。毛泽东有着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看法。他非常清晰地区分了那些地方是有形力量暂时要起作用的地方，在哪些地方有形力量取法全面起到作用，这个争取强敌无法经营的薄弱地带的方式，从本质上是要求一种不同的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工作的，他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的讲话中间说：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它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

　　当然，共产党人的成就也不是一设想出来就可能起作用的，还要经过摸索和磨砺，但是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开始在华北敌后起作用了(这将在下一节展开叙述)，来自侵略军方面的文献，具体显示了毛泽东的“画豆腐块”的成绩：“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

　　反过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国民党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因为除了按照强敌选择的那种方式之外，他们没有能力组织按照敌人弱点的方向进行战争，这样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关、上海、南京、晋南、鲁南、武汉10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英勇战斗，几十万人殉国前线，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政府不愿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而实行了单纯政府、军队抗战路线;它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又有许多失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应有的失利。从战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则自己损失过大，国土丧失过多;一则对敌消耗不够，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破坏又显太小，从而导致了战略相持时期中国抗战局面的严重困难。”在第二阶段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场，先后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役，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国民党丧军失地，并且丢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国际交通线，使财力、物力和军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军队战斗力空前降低。这些时期，国民党军58个将领、50万军队投降日本。国民党上层动摇，蒋介石的投降获得使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当中，国民党军队更是从郑州一直败退到南宁，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协助国民党作战而设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空军基地也被摧毁。

　　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存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有普遍意义。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实力优势，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了那个气势磅薄的预言――“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恰恰反应了共产党军队在经济和装备方面的劣势，武器装备的差距恰恰反应了人民军队的有形实力劣势，步枪的杀伤力也无法跟飞机加坦克相比，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有形实力上的有限优势，不足以弥补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是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奠定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命运。而解放战争的结果，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共产党领导”

　　如何把中国多数人口中间蕴含的力量动员起来，这个课题是近代中国一切有志于奋发图强的中国人的共同志向，至少严复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到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不仅来自机器，而且来自能够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思想和制度。这就是严复在他的论文和译着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种见解。” 目标虽然是清楚的，但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则留待共产党人去回答了。

　　在秋收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面临两个紧迫的问题，短期问题是要解决弱势红军面对强敌包围的生存风险，长期问题是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优势如何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两个问题有内在关系：就是如何有效地动员蕴藏在农民中间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并有效地运用动员起来的资源实现决敌致胜。毛泽东曾经数次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走上井冈山的情况，就完全是这个样子：“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作为根据地的领导者，在井冈山根据时期做出了创造性的回应，突破了科层化管理的禁锢，创造性地完成了扁平化管理革命，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这两个根本问题，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之路。

　　梁漱溟在1980年接受美国学者的访问时，出于对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管理成就的敬佩，他推许毛泽东为最伟大的中国人并给出这样的评价：“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整个儿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 邓小平也曾经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井冈山那个起始阶段，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间，需要创造性地解决相应的管理问题，这个时期的管理探索决定性地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人。首先是，极端贫乏的经济资源，只能勉强维持军队的生存，这决定了内部分配上的供给制;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官兵都来自社会底层，所以队伍内部很容易做到“三大民主”，形成不同于科层化管理下金字塔型权力等级结构，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扁平化结构”;同时，革命需要扩张到尽可能多的地区，迫切需要动员更多的农民参加，这就不能容许在红军内部实行少数管理者垄断管理事务，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绝对分工，需要尽可能地让一切人都成为管理者，学习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方法，这两者都对科层制构成根本性的修正;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三大任务”的提出，都是让“被管理者”全面“管理者”化并承担监督成本。

　　扁平化管理中间要求较高的认同程度，较低的控制程度，更依赖个人的自主性，本身是战争年代着眼于激发战士本人的努力水平的关键。这些都成为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共产党人的共识，特别是扁平化管理经验相对成熟的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三八式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掌握着大局，这使得新中国的管理出现路径依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