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的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众所周知，中国人以勤劳为传统为本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丝毫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在今天的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高达2200个小时，名列世界第一。同样的指标在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但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待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据统计，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这种极端的对比下，应该生产出傲视全球的剩余价值 - 即社会财富。
　　前年，为了宣传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媒体上曾透露过一些专家计算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生产所积累的财富，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如果平均分配，全国十几亿人口每人应得人民币两百四十多万元。如果算上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可得三百五十多万元。
  　可实际的情况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手里并没有这样一笔财富，绝大多数的人连十万元存款都没有。
　　由于议题敏感，媒体上很快就见不到这样的话题了。宣传得更多的是，要大家学雷锋，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到时候什么都有了。
　　但是，在今年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上，我们却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的发言所震惊，他例举出一连串的数字，说明目前国家掌握的资金不足以支持已经实行多年的国民六十岁退休的政策，打算将国民的法定退休年龄大幅度延长到六十五岁。
　　网上对戴相龙的言论哗然。中国到底怎么了?勤劳的中国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在我们这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以至于许多人一辈子辛劳，每月所交的社保基金竟然在六十岁退休后支持不了自己的余生。
　　实际上，中国职工在职时的待遇低也是举世闻名。他们享有的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15%降低到2005年的11%。不用说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连我们的穷邻国印度都不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印度人均GDP仅1592美元，中国6094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倍，但印度人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中国2011年人均年工资23979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公布)，月均2000元不到，印度是中国的3倍多。为什么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4倍，人均工资却只有印度的1/3?
　　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则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是块完整的蛋糕。比如美国，2010年美国居民的个人收入总和大约是11万亿美元，占当年GDP数字14.6万亿美元的70%左右;而美国政府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大约是30%左右。
　　中国的GDP数字非常奇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0%，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2%。两者相加只有52%，构不成一块完整的蛋糕。其中缺失的部分，也就是48%，去了哪里呢?有财经专家质疑中国GDP几乎有一半不知去向，缺失的这块蛋糕，很有可能是通过腐败或以灰色收入的方式，流入到权贵和掮客的腰包。
　　灰色收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不陌生。因为灰色的话题，总是能牵起人们无尽的兴趣。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一直在研究所谓灰色收入，据王小鲁前几年的报告披露：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由于中国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且分布高度集中，收入来源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巨额“灰色收入”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正当分配。
　　除了“灰色收入”对GDP的真实数字的呑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GDP数字本身存在问题。从地方到中央，经济数据往往成为争功诿过、粉饰太平的工具，而统计数据最重视的可信度，就被愚民的需要所“和谐”掉了。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王志浩就认为官方数据严重低估通胀水准。依照他的推算，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速为5.5%，这个数字远低于官方公布的7.8%。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以城镇化的名义大干快上。除了城市的大拆大建，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点工程接踵而至，老百姓常常不能理解官员的行为。然而，类似的大兴土木重复建设，官员们都能明白其中的奥秘，无论保八还是保十，重复建设造成的腐败和浪费都是值得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员因为重复建设抑或GDP畸高而丢掉乌纱帽。
　　为了所辖区域的GDP，官员们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桥，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目的就是编项目编故事把财政银行的钱花出去，不管这些钱值不值得花。于是，百年大计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已成为一个笑话，如果一幢楼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座桥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条路可以使用百年，一茬又一茬的官员拿什么去搏政绩?又编什么故事说给官员和老百姓听?只是在数十万亿元的数字里面，有多少是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又有多少被大小贪官通过投资洗钱敛财?
　　与徒有虚名的伪经济学家茅于軾相反，世界级的空头大师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中国的GDP数字不对称，还有一个可能是，政府财政收入还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计算进来。
　　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公开的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这说明，至少还有6万亿左右在体制外循环，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中国的财政收入不是30%而是70%，那么“丢失”的财富蛋糕就找了回来，但那只能再度证实中国的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
　　财政收入、老百姓收入和GDP总数之间，数字不匹配和不对称，要么是GDP数字造假，要么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吞噬了，要么是被权贵们肆意挥霍了。
　　GDP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而现在GDP增长却是各级政府极力追求的目标。从消费层面来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永远赶不上GDP的增长，才会导致老百姓囊中羞涩不敢花钱，而真正变着戏法大把花钱的，只有各级党政机关和央企国企。
　　中国巨大的财富蛋糕究竟如何被切分被呑噬?显然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很简单的问题。切分吞噬财富蛋糕的，当然是有权在第一时间去切分蛋糕的一群，即掌握社会资源分配大权的政府。
　　十五年前，前任总理以改革的名义，放弃政府的基本职责，将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福利医疗和教育市场化，同时引进美国的复式累进税制，从而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十年前，继任总理则在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的时候，并没有实践他们口口声声说的亲民路线，拨出财政的一部分还富于民，解决公民教育与医疗保险问题，纾解民困，反而致力于建构和扩张一个掌管和享受这一笔越来越巨大的财富的公务员队伍，使之成为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格格不入的统治阶级。身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居然远远超过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官僚资本统治阶层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形成，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瞒天过海长达十几年的连环套：
　　首先，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为由，大刀阔斧地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低价出售给有资金，特别是有外资背景的个人，制造出上万个“先富者”，代价是数以百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沦为没有希望的弱势团体。留下一百多家大型国企经营垄断行业。这些由时官时民，亦官亦民的既得利益者操控的垄断行业，通过所谓的彻底市场化机制对广大消费者予取予夺，而国家则通过累计税制从垄断行业中吸取居额财政收入。
　　而当广大消费者因为物价不断高涨而迁怒于国有公共事业时，那些所谓改革者们就可以以顺应民意为由，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他们口中的改革，不是毛泽东、邓小平提倡的旨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均富改革，而是以他们为首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和权势人物主导，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瓜分掉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手推出的国企私有化方案，预示这几千万人的既得利益者队伍，要下手瓜分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企业。下一步，就是瓜分国有银行，国有铁路，国有土地。
　　发达国家用以稳定社会的成功经验，是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但是现任领导人营造的“中产阶级”，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官僚资本统治阶层。2011年，国务院到四川成都去开现场会研究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在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踪种种盘剥下艰难挣扎，无力扩大就业规模的环境下，私下推出的有效措施竟然是扩大吃国家财政饭的队伍。
　　2013年4月6日，网友“耒阳网事V”在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其实，放眼神州，“官满为患”的何止耒阳的一个街道办呢?事实是，中国的许多部门都“官满为患”!
　　早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中国的公务员以每年一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他指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中国的官员到底多不多?有四份材料公开的可以说明中国官员数量庞大：
　　其一是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描述道：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如果刨去老人孩子，10个不到就要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
　　其二是陈志武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写道：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其三是百度文库里面的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官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官员。
　　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相比而言，中国的大部分市，“市领导”都超过20，甚至是30个、40个。
　　另外，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而1987年当年是67：1。
　　看罢这样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按理说，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属于非常低的国家，人均官员数量应该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比例才是合理的。但我们却养着这么多官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为什么中国会“官满为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基于历史，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入手。在中国长期以来的权力结构失衡下，生成了繁衍中国官员多如牛毛的四个因素。正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今日之中国官多为患。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作祟。在长期的集权统治下，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官员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人脉关系，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能更好地保护家人和亲朋，能决定他人的生死命运和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当你当上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你就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国根植下来，并枝繁叶茂地延续到今天。即便解放后，官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然而，在多数普通人的眼里，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如果你不带个“长”字，你也就低人一等，可以对你冷眼相待或称兄道弟。在自己看来呢，如果自己的名片上不带个“xx长”，那就自觉低人一等，浑身不是劲;而一旦有个“xx长”挂在名片上，就自觉高人一等、腰硬底气壮。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削尖脑袋为自己谋一官半职。
　　二是计划体制种下的恶果。解放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无限扩张。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政府之手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事情无不牵涉着政府之手。也就是说，这只手代替了社会和市场的正常功能，主宰了人的饮食、就学、就医、就业、工作、结婚、生育、死亡，致使学校、医院、商场、企业……等等都成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所有机构的管理者都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于是，“官多”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而出现了。
　　三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不彻底。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在经济上，改革国有企业、放开市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政治上，改革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干部交流制度等，同时搞了几轮次的“精简政府机构”。在社会上，逐步放开一些领域，让社会替代政府去管理社会事务。然而，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钳制、认识的不到位、魄力的不够和本身的复杂性，这些领域的改革并不彻底，甚至许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并未真正启动。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还占很大份额，国企的管理者也是实质上的官员。在社会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慈善等机构也是政府的附属物，其负责人和管理者也有官级、也是由政府任命的。在政治领域，则更是进展迟缓，所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缺乏应有和有效的民主监督的机制下，至今还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有的专家分析说，一般而言，民主监督下的政府是比较小的，官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民主监督下：一，财政预算和官僚机构的编制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扩张其规模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无法随意扩张其规模。二，民主与市场一般是结伴而行的，而且民主下，国有企业比重会比较小，因此，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会比较低，企业管理者也主要是由市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任命，更没有所谓的官级。三，官员权力受到很大制衡和规范，其权力租金比较小，而且也很难变现。也就是说，民主下，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比较低，做官的金钱好处相对于做企业家、做医生、律师、大学教授来说相对比较少，因此，更多的人愿意去做企业家、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这就像美国流行的一句话：“一流人才去当企业家，二流人才进大学，三流人才去当公务员。”四，民主下，常常会衍生出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而非“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格局，社会事务基本上是由社团组织自治的。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既减少了政府管理的必要性，也限制了政府的扩大和官员数量的无限增加。
　　第四，是权力租金的诱惑。在权力失衡下，各级官员手上都掌握着让普通老百姓眼红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资源、人脉网络、信息权。这些资源本身就可以带给官员许多好处和方便。而且，由于权力失衡，官员们手上的这些权力就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因为权力租金可以变现了——他们可以用之来为亲人、朋友和自己谋取诸多好处，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听到的：公款旅游、吃喝，送子女进好学校或出国，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贪污腐败将权力转化为货币收入，设立公司、通过内线交易将国家钱财转化为自己的钱财……正是这种来自权力租金的巨大诱惑，使得许多人都憧憬着有一官半职。
　　别说官场，即便在应该最神圣的教育领域，有一官半职与没有官职之间就差距很大。比如说，在中国的高校，即便你的科研能力再强、即便你再怎么知名，但如果你不是什么部门的领导，没有个带“长”字的头衔，那在别人眼里，你也不算什么，而且更缺乏资源去做一些有助于自己学术进步的事情。所以，正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中国的那些教授们很少有几个不想谋取一官半职的!也于是，中国的高校，当官的、带“长”的就多如牛毛，普普通通一个高校，光是副校长就多达10多个。
　　因此，有的专家得出结论：中国“官满为患”的原因是权力结构失衡。进而鼓吹所谓的政府回归政府，市场回归市场，也就是那位所谓厉市场鼓吹的，最终使中国改旗换帜这一类不靠谱的理论。
　　在这个庞大的官僚食利集团的基础上，混进党内高层的一伙带路党穷近十年的时间颠覆共和国的历史，全力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销蚀了人们原有的信念，迷幻了人们憧憬的方向，让神州空有亿万劳动者血汗堆积起来的数万亿美元GDP的庞大躯体，却几近乎成为精神的侏儒。今天的中国，虽然拥有足以毁灭任何一个敌国的核武，但却找不到一件有效的精神武器，以至难于同西方已然被资本腐朽了的“民主”、“人权”较量。
　　实际上，所谓权力失衡，官满为患都是表象。有人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提倡以权谋私合法化，蓄意要建构一个官僚资本阶级，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终变成资本主义复辟才是本质。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检验这句话至今是否真理，实在不需要太深奥的理论，只需要知道我们有着世界最庞大的人口，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消耗着这块国土上即将枯竭的资源，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者，就会意识到，不回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国家没救。毛泽东早就看透了，所以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马上搞社会主义，防止的就是资本主义必然会产生的民不均，最终导致民变。
　　经历过2012年的几场你死我活的政治风波，相信今年肯定会有很多人开始重新阅读毛泽东，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毛泽东说过，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人们脑袋里面天生有的，是靠实践得来的。而三十年来实际的教训已经唤醒了很多人，包括那些在血汗工厂的工人，那些想要在血汗工厂工作尚不得的人，丧失土地的农民，而且这些还要唤醒更多的普通百姓，包括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欧美资产阶级和本国官僚资产阶级集体塑造出来，宣扬利己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所谓“中国梦”必然是一场空，而与毛泽东思想这个批判的武器结合的人民大众将成为这段的历史的终结者。
　　反毛学者茅于軾惊呼，全国有九成的民众还在怀念毛泽东，这会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存在的意义远不止是哲学和思想层面的，他代表了一个健康蓬勃向上的时代，代表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和社会公正，代表了所有的民族自豪感，代表了人民当家做主和为人民服务。对这些价值的追求，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始终怀念着毛主席，赞颂毛主席的原因。这些价值，也就是1840年以来所有优秀中华人物的目标集合，胜过当代闲适文人的“普世价值观”不知几何。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六十多年里，已经给国家的崛起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百年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一代开国领袖们在1949年接收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手中拥有比毛泽东当年多得多的资源去为人民服务，关键是要看这些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还要看，这些在上台时高呼要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去搞改革的人，是否真正的采取措施去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并且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改善民生，特别是提升国民的医疗保健与义务教育水平。如果他们能在任内做到这一点，就是真正的改革派。
　　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告了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换帜的邪路。今年四月，随着提倡均富的新一代领导全面掌权，给了国人一个新的希望。
　　不过，十年中形成的一伙掌握了一些权力资源的即得利益者，是决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的。他们今天还在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为了一己的私利，自作聪明糊弄人民。可以肯定，他们是走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