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文革与民主

　　——议传说中的习总书记最新讲话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篇据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的最新讲话。认真研读此讲话稿，感觉到不像是有人仿冒、编写的，很可能是真的。而且，此稿能完整地流传出来，应该是得到允许的，甚至是在征求意见。(见附文)

　　如此，就借题发挥，谈点意见。

　　首先，是感到欣慰。听惯了上一届领导滴水不漏的官话，看此讲话，忽然觉得清风扑面，真实可信。似乎坐在北戴河会议的现场，看到了讲话人的音容笑貌，感受到讲话人的如焚忧心。

　　此讲话说明，新领导人是了解新技术、新动向的，懂得思想之纷争、人心之混乱、政局之危机的。甚至可以判断，他从基层干起，一路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既了解民心，也了解官心，还读了许多书，交了许多思想界的朋友。我猜，期间一定有过许多争论，有些争论还可能闹得不可开交，这才能形成自己的比较深入的看法，可以脱稿讲话，系统连贯，风趣生动。中国是一党执政、中央集权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水平对于国家关系甚大。有这样一位新领导，确实是国之幸事。

　　其次，敢于触碰最敏感的文革话题。要想让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最关键的是如何看待文革。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政治基础、政治共识。应该承认，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根本的问题，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改变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经济总量虽然上去了，但经济主权却丧失了，社会两极分化了，官民对立凸显了。但是，只要有人指出这些问题，党内便会群起而攻之：难道你要回到文革吗?

　　把文革与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文革“是十年浩劫，是迫害老干部，是杀功臣，是想当皇帝，是封建思想发作，甚至是疯子发动、疯人参加的毫无理性的运动，是极权主义结出的最大恶果”等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舆论。如此否定的结果，就挖掉了党的根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如此否定的结果，就是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大开了绿灯。当这一切都是以改革开放名义进行时，人们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当执政党一意孤行拒绝反思时，人们就会进一步否定党。于是，党的前后两段历史被相继否定，左右合流，推倒重来的声音就逐渐成为地下主流。

　　因此，要想不否定改革开放，就不能彻底否定文革。应该承认，正是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使党周期性地受到群众的监督。虽然群众运动难免过火，难免搞错对象，但却使干部们战战兢兢，从而打造出一支最清廉的干部队伍。正是这支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早期大体上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招商引资而不被严重腐蚀，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良好声誉。即使到九二年南巡讲话以后，腐败也是逐渐加深，至今才覆水难收。文革的这个重要作用，习近平讲话给予了恰当承认：“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后半生，对我们的党的建设，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官僚资本主义政权。”“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这个认识，和所谓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主流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只有部分承认文革的意义和作用，才能不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才能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上将两段历史统一起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不但毛主席可能不愿意承认，邓小平也可能不愿意承认，但是，历史规律放在那里，谁也逃脱不了：物极必反、相反相成。随着打天下的那一代人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习近平作为后来者，摆脱历史恩怨的束缚，既肯定毛泽东，又肯定邓小平，将两段历史统一在探索上，统一在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上，统一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上，统一在和平稳定繁荣的局面上，避免中国因为政见分歧而发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悲剧，这是符合党心民意的。这是党的成熟，也是人民的成熟。

　　但是，这一点，也正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最不能容忍的地方。今年上半年，最早传出习近平关于“两段历史不能相互否定”的思想后，贺卫方率先出来挑明：不能相互否定的要害是不能全面否定文革，这是违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瞧，一个认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人，居然要引用共产党的决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多有意思!

　　贺卫方的反对并不重要，整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对其实也并不真重要。重要的是党内的腐败分子会强烈不安，联手抵制，暗中作梗。只有妖魔化文革，才能心安理得地贪腐。反过来，一旦承认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文革是要防止党变质，防止干部蜕化，他们就不安了。习近平的讲话也毫不客气的挑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也提出要反腐，要整风，甚至要清党。”

　　当然，新领导人也不是要全面肯定文革。更深层的意义，是要借文革话题来强调民主的重要。这次讲话最有新意的是，习近平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要的是大民主，邓小平要的是民主与法制。讲话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强调民主的重要，最后动情的说：“如果我们连民主都反对了，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的政权和党的领导呢?这些出自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的做法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公开抵制的。这会破坏掉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利益。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政治被动和舆论被动。”

　　应该说，强调文革的民主思想，这是对文革的最深层意义的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渊源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死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却从此传遍全球，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各国宪法，培养出无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进入中国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率先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民主自由的精神下诞生的政党，要为无产阶级争民主、争自由。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发现，工人农民还是没有管理权，是共产党在代替工人农民行使权利。当工人农民想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时，往往受到党的干部体系的阻挠甚至迫害，这才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励学生和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行使民主权利。

　　无论左派右派，只要是公正客观，都会承认，正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普及了民主、自由意识。今日中国活跃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只要反省自身，便会承认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启蒙作用。

　　所以，习近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和民主的密切关系，这是党的领导人对历史事实和内在逻辑的尊重，是作为历史当事人的邓小平没有达到的高度。习近平承认：“这个方面，党内阻力很大，我个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是公开反对民主的，长期对老百姓灌输专制有理，民主罪大恶极的那些说法。”的确，在论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都是说民众组织如何踢开党委闹革命，迫害老干部，也就是说，都是在控诉大民主的错误。邓小平复出以后，以恢复生产秩序的理由，反对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也是在控诉民主。

　　应该承认，民主有内在的缺陷。民主思想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是激发活力，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激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创造力。但是，民与民之间利益纷争、经验分歧，又很容易造成无政府主义、派性斗争、争论不休、效率低下。解决这对矛盾的办法，是民主集中制。然而，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民主了，难以集中。集中了，难以民主。当事情要推进时，往往集中会压倒民主。长期以后，一把手就说了算了。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不争论的基调，权力加速集中，民主加速消退。三十多年过去了，地方各级权力已经集中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形成某种程度的权力割据。部委、地方、央企的权力割据化，使许多地方形成独立王国，导致腐败丛生。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化。相应地，中央的权力反而难以集中了，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强调民主，鼓励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于抑制利益集团的固化和膨胀，实在是至关重要。但是，党内高层政治生活，却很可能要强调集中的重要。否则，很容易为各大利益集团固化自己的权利披上民主的外衣。

　　古人云，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借用到民主与集中关系上，无信仰、无思想则集中亦误，民主亦误。毛泽东时代，有信仰、有思想，集中以提高效率，民主以吸收广泛意见，相互讨论中容易达成一致。今天，人心涣散，集中则可能失去制约，民主则可能利益纷争、派性争斗，宽严皆误。

　　对此，习近平讲话似乎重视不够，内在逻辑也有混乱之处。一方面，讲话将民主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公开的讲，更是要高高的举起。如果反对民主，我们还搞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民主的旗帜和发展道路不能确定，不能坚定，就会出问题。扬汤止沸要不得，击鼓传花要不得，负薪救火更是毫无理智，只能葬送掉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权。”“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就是人民的民主。”另一方面，又说：“我们的自信应该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话，老百姓会不衷心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但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却需要信仰、需要思想，其内在逻辑是东方的为民政治，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这就说明，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恰恰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上，是不自信。沿着这个思路，自由派的宪政民主思想，会更加活跃，更加具有吸引力。举民主的旗帜，调动人民的参政议政热情;行为人民服务之实，有能力协调民意、引导民意，这是最理想的政治。但是，处理得不好，扯民主的旗帜为结党营私的遮羞布，既坏了民主的名声，也坏了为民的名声，那就离国家分裂不远了。

　　检验习近平讲话诚意的试金石，是如何处理济南公案。民意强烈支持前任重庆领导，但利益集团却要借法制之名、扯民主之旗打倒他。如此，正气受压，邪气嚣张。正道难行，民主亦落空，讲多少话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