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

从农业产出效益而言，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确有一定优势，然而，其对劳动力是排斥的，它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地矛盾这一结构性问题。在当下的城市化水平下，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是讨论农业问题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制约。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具有向最佳经营规模发展的扩张性，这一点不可忽视。若达到其所预期的“适度规模”，则一个小组的土地可由一对夫妇经营的家庭农场来耕作，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无路可去。这一类型的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四）资本主义式大农场的竞争

　　资本主义式大农场是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本文所述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是指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流转大量土地建立生产基地的经营模式，也是“资本下乡”的一种形式。这些企业资金雄厚，通常流转上千亩甚至万亩的土地，以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在单位面积上的资本投入往往较大，无论是在农机购置上，还是在劳动力的雇佣上。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性，其劳动过程无法如工业生产一样标准化，因此农业劳动的监督成本通常较高；一些劳动过程，如洒农药、施肥等，监督非常困难，因此从单位面积的产出上看，这种农场的效益并不如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对这些龙头企业而言，农业生产只需维持底限的收支平衡即可，其资本积累主要是在农业的上游或下游环节实现；但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仍然是重要的，它涉及到整个资本积累链条的维系。因此，龙头企业与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之间在土地上存在竞争。

　　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资本下乡”可能会推动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诞生；而企业也有意向将这类家庭农场整合进自己的资本积累环节中，但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却意欲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两类经营型农场的未来发展仍值得考察。

　　本文意在对中国农业发展中新出现的状况进行客观分析，并非为提倡政策而著的政论，因此本文的讨论立足于“实然”。对现有政策的理解、未来政策的树立，需要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因此“应然”问题本文暂未涉及。

　　本文意在探讨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这一新兴的农业经营模式，并讨论了中国农业发展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及其条件。以此为基础，文章也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进行了分析，对试图重新对当下学界未加区分地使用的“家庭农场”、“小农经济”进行类型上的区分。

　　中国农业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中，村庄内部的分化与来自外部的政府或资本的影响相接应，促成了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这一新的经营类型诞生。尽管从目前来看，这一类型的家庭农场在数量上还并不突出，但在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却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活资料商品化以及生产资料商品化的冲击下，土地流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都促使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因素不断增长，农业经营主体也因之产生了日益凸显的分化。农业逐渐由维生型向经营型转变，传统所认为的以简单商品生产为主的小农日益被抛出农业生产；中农在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过程中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群体，呈向两极分化之势；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也许会成为在印度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和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生产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却无法解决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结构性的矛盾；以龙头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与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有竞争的可能，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未来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思考中国农业问题不得不考虑的结构性因素。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农场”尤为重视，但也需要回答，这种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否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剩余劳动力如何影响它的未来发展？

　　*感谢共同调研的龚为刚、刘锐同学，与他们的讨论让笔者受益良多；写作过程中，也得益于与余练、孙新华、韩鹏云等同学的讨论。感谢严海蓉老师、贺雪峰老师对文章提出的细致而深刻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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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目前国内关于土地流转的统计尚不完备，因此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有些出入。

②这里的上限和下限只是大致的划分。以500亩为上限，是因为500亩以上的大户多为农业龙头企业。以50亩为下限，一是因为县里的统计数据以此为据，采用这一下限更容易获取全县大户数量的数据；二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通过农户自发流转所能达到的规模往往不超过50亩，在50亩以上再扩大面积，常常需要支付流转费；此外，规模在50亩以上的农户，已开始产生雇工的需求。

③感谢孙新华、余练、韩鹏云同学提供的信息。

陈义媛：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