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子”的失控导致了一个诡异现象的出现：虽然我们在宪法和党章中都明确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但是真正宣传马列毛的舆论阵地却在整个舆论资源中占据了微不足道的比例，直接结果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无法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反而在现实中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 理论合法性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所谓理论合法性，就是某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一个政党，如果其理论主张都不合法，那么执政的合法性又将安在?在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神意(比如宗教信仰，君权神授);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意识形态(比如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我党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还叫共产党吗?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还叫中国共产党吗?为什么面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和进攻，许多共产党员居然连招架的力量都不复存在?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妖魔化了。所以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宣传普世价值的极端右翼势力，其基本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改旗易帜、共产党下台，所有不利于他们基本目标实现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他们反对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必然要妖魔化的，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也是他们坚决否定的。而这些都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石。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可能真正的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当前极端右翼势力对共产党进行的妖魔化已经开始由“选择性”转向“全方位”，妖魔化的对象已经从社会主义建设史扩展到共产党的整个革命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扩展到任何哪怕是保留部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内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主流媒体却对某些领导批判改旗易帜的讲话进行软封杀，对强调的不利于他们改旗易帜的内容或者不报道或者进行断章取义的剪裁，给读者传递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信息,其目的无非是想用舆论来引导中国的改革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改旗易帜的轨道进行。 舆论阵地，我们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绝对不会留有真空。以南方系为代表的以宣传普世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媒体，长时期利用其控制的大众舆论平台，进行以下动作：嫁接新闻，编造谎言，手段卑劣;结党营私，封杀中国爱国力量;借揭露中国问题，攻击中国体制;攻击国企，为外资和私企带路;灌输腐朽价值观，解构民族自信与道德;伪造历史，颠覆共产党合法性;贩卖普世价值，充当美国第五纵队。不重视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是我党的理论合法性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成为舆论阵地的主流声音。舆论失控的严重程度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崇西方价值观的所谓公知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撰稿人，他们给这些主流媒体生产的主导精神产品是传输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媒体的媒体人普遍推崇西方价值观，即便是作为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中青报的很多媒体人都在用西方价值观观察思考和描述社会;网络上抹黑共产党，美化国民党的逆流已经蔚然成风，已经到了公开半公开的肆无忌惮的程度，几大门户网站和炎黄春秋、南方报系等纸面媒体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进行的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阴谋史学，日复一日的影响着很多人对中国现代史的认识，颠覆了他们的历史观……西方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让这些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误解甚至敌意。 “笔杆子”的失控导致的另一个诡异现象就是所谓“媒体人”圈子的出现。媒体界流传的一句话是：不怕被处理，就怕被五毛。事实上，近年来宣传部门处理的一些“媒体人”，几乎个个都很快就在私营媒体重新找到了工作，收入甚至超过了被处理之前。而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媒体人”却被斥为“五毛”，受到圈内人的排挤，在媒体界几乎寸步难行……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媒体人”圈子事实上已经成为脱离党的领导之外的“第二社会”，并且与“教育人”、“法律人”、“经济人”等一个个圈子遥相呼应，隐隐形成与共产党抗衡之势，和东欧剧变前的情况如出一辙。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1989年的“工自联”、“高自联”，前文所提的南周舆论风波不过是这个圈子实力的冰山一角。 媒体、经济和教育领域历来是西方势力重点渗透的领域。他们先是利用经济势力在教育领域和媒体领域进行渗透、培植利益代言人，然后通过教育领域代言人的讲台来影响年青一代学生，通过他们媒体领域的代言人来引导舆论影响大众，已经培养了数量庞大的“美国粉”，这些人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把美国利益看得高于中国利益，他们爱美国已经胜过爱中国。他们立志于做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以给美军带路为荣。前几年北京大学的焦国标副教授公然宣称：“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等东亚恐怖主义(指中国政府)灭亡了，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近几年旅澳华人周亚辉则更加露骨：“根据中国人的优良的习惯法传统，杀人偿命，父欠子还……中国至少要杀掉2亿支那劣种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此人竟长期担任人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师，可见教育领域和媒体领域失控到了什么程度! 当前，“笔杆子”失控最为严重的当属网络媒体。中国的极右颠覆势力非常重视网络媒体的作用，而且，网络被新自由主义主导。以最近发表在博讯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也正是在2003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和技术开始普及大众，由于其时效性、开放性、高效性、隐秘性、便捷性都远远超过普通平面媒体，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思想舆论的中心，从2008年开始，所有的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几乎都受网络舆论影响，甚至跟着网络舆论走……因此中国整个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互联网舆论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的流量和影响力占前六位的门户网站基本是以新自由主义声音为主流。网络媒体的情形确实如同《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一文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去看看腾讯网、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可见，在中宣部对纸媒体进行清理整顿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就主要转移到了网络媒体，网络成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舆论平台。其言论之大胆露骨，以至于让极端右翼势力认为这些文章和视频“完全掘掉了XX保守专制势力的命根子”。 由此可见目前网络舆论的情势之严重，之所以会沦落至此，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均由私人资本投资并由亲西方人士控制，有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外国的风险投资资金，其实际控制权究竟是在中国人手里还是在外国人手里，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一旦主流门户网站被外资控制，那么它们在立场上不但跟社会主义对立，同时也会跟中国的国家利益对立。 在工业时代，谁控制了资源和工业，谁就能控制世界。在信息时代，谁控制了网络，谁就能控制现实；谁控制了互联网，谁就能控制世界。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兰德公司指出，工业时代的“战略战”是核战争，信息时代的“战略战”主要是网络战争。网络战争不见硝烟，但杀伤力惊人。有人形象的比喻“每一次敲击键盘，就等于击发一颗子弹，每一块CPU，就是一架战略轰炸机”。美国在线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暴力政权更迭”，专门开发了各种最新通信工具，美国兰德公司把这种战术称为“蜂拥而至”，意思是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指令。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的“颜色革命”，互联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2010年年底至今，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发生了“茉莉花革命” 。互联网、手机媒体、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新媒体成了这次席卷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的时代标志，这一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美国针对中国的网络战早已开始。美国通过网络来向年轻人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并且作为对中国实行颠覆的工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更是露骨的承认他们把搞垮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几亿年轻网民和八千万个博客上，认为“他们会带来变化，将中国击垮”;甚至美国纽约时报做出这样的预言“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在未来的网络战争中败北”。对手发出的各种信息提示我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确实要提高对网络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特别是微薄自媒体的兴起，让敌对势力对媒体的控制可以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自媒体会占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通过组建水军公司和投资各种营销账号，辅助以其他技术手段，可以“制造”出强大的“民意”，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仅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到2013年1月31日的最新数据，粉丝过千万的微博已经有73个，粉丝数量介于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的微博有100个，粉丝数量介于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的微博有1026个，其中粉丝过百万的营销账号就有几百个。如果把腾讯和网易微博计算在内，上面的数字起码要扩大一倍。事实上，粉丝过百万的微博中，在政治立场上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占很小比例，很多却表现出明确的亲美倾向。而且，坚持爱国主义拥护特色社会主义观点的微博，很难得到资本控制的微博平台的推荐和支持。而没有微博平台的推荐，就无法积累这么巨大数量的粉丝，也就因此无法享有对冲那些反共反华声音的话语权。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从来都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这些微博大V中很大一部分如@任志强@潘石屹@李开复@薛蛮子等，几乎每天都在发布一些不利于党的领导打击政府公信力的微博，甚至他们接二连三的在微博上公然鼓吹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而且，这些影响力巨大的微博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联动特征，每遇到热点事件，这些微博之间通过互相转发，可以在短时前内形成微博风暴，然后通过其他媒体迅速扩散;这些微博博主还大都有自己的博客，他们的博客也同样具有的强大的影响力和数量巨大的受众，韩寒作为他们重点扶持的“意见领袖”，其微博转发量经常过十万的同时，他的博客点击量经常超过200万……微博自媒体已经成为当下的网络舆论发动机。 如今，“笔杆子”的失控，不但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各种歪曲，甚至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也遭遇妖魔化，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安全。极端右翼势力对媒体资源的控制优势，让他们早已具有制造和改变社会热点的能力;他们采用西方那套媒体传播学，又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通常以反对公权力的“民意代表”、“意见领袖”的面目出现，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极强的煽动性。特别是当今社会积累了一些矛盾，经过这些人的煽动，会把一些小的群体事件煽动成为大的社会事件，什邡事件、宁波PX事件之所以闹的那么大，就跟这些煽动力量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经过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不断的妖魔化，党直接控制的官方或者半官方媒体资源的比重虽然很大，但是公信力和传播能力却在急剧下降。这导致出现社会突发事件时，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可以通过散布谣言来煽动民意，官方媒体却因为公信力的缺失而难以起到辟谣作用。这样一旦出现较大的突发事件，因为缺乏与极端右翼势力平衡的媒体力量，很容易导致谣言四起，从而有可能酝酿成比1989年更大的政治风波。 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遇到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进一步深化，一旦更大规模的危机爆发，西方制度的光环就很可能从此全面丧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继续从第三世界输血，但是这种输血速度已经应付不了美欧的贫血程度，于是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中国。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力图向中国转嫁危机。他们想在美欧倒下之前先让中国倒下，重演苏联的故事，让中国给美欧大输血。经过多年布局，他们已经在中国各个领域种下了特洛伊木马，埋下了金融炸弹和粮食炸弹，就在等待引爆的时机。到时候，媒体舆论会成为掩盖他们阴谋，借危机来煽动民众的工具。舆论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危机。我们应该把笔杆子问题提到保卫国家政权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把舆论牢牢控制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支持爱国主义的人手里。否则，苏联的悲剧就很可能在中国重演。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抓“笔杆子”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首先，牢牢确立党管媒体的原则，实现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的统一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舆论斗争中立足于制高点;另一方面要打破“媒体人”圈子这个脱离党的领导之外的“第二社会”，建立起对“媒体人”有效处理机制，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明确私营媒体不得雇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的“媒体人”，并对违规媒体进行处理。其次，要限制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对媒体的渗透，明确大型媒体的国有化原则，从而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对大型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的控制力。最后，要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就目前媒体界的现实而言，主张“改旗易帜”的声音非常强大，他们对从近代史上到今天现实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持全盘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舆论界的主导权，构成了对树立正确舆论导向的主要威胁;因此，目前可以在舆论导向上应该支持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爱国主义者的声音，改变这种舆论失衡的状态，并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声音，使其成为舆论的主旋律。 在苏联解体前夜的1988年，安娜烈耶娃发表了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沙赫纳扎罗夫拍摄了影片《零城》，对当时的媒体舆论失控局面进行批评。就当时的反馈，看过《我不能放弃原则》和《零城》的人均有80%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很快受到了媒体界充斥的反共舆论和官方舆论的双重围剿，此后便基本无法发声。于是，1989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任何像样的质疑媒体舆论失控的声音了。失去了制衡力量的极端右翼势力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终于在两年之后夺取了政权。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如果当时苏联当局不是和极端右翼势力联合扑灭这种本就稀少的声音，而是积极培育对极端右翼势力的制衡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舆论的主旋律，或许出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人民也已经失去了这个强大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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