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一个政权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稳定一个政权也离不开“笔杆子”和“枪杆子”。如果说夺取政权时更多靠“枪杆子”，那么稳定政权时则更多靠“笔杆子”。正如刘云山同志在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的：“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

　　刘云山同志的意见绝非无的放矢。当前，我们的“笔杆子”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了影响极坏的南周新年献词舆论事件。这一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宣传部长有没有修改南周新年献词，而在于这一事件的指向：即宣传部长有没有修改南周新年献词的权力，或者说，党有没有权力管理媒体，哪怕是自己直属的媒体。南周作为一个党媒敢于公开挑战党对媒体的领导，这才是这一事件的本质。无独有偶，本次南周舆论事件中，新华社的记者第一个喊出要起义，公开支持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社论肯定南方周末是个好刊物，立场明显站在南方周末一边;人民网自从上市之后，已经在立场和南方周末看齐了……这些媒体都是我们中央级的党媒，却在重大事件中不是选择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公然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党的核心媒体纷纷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让人震惊。

　　南周舆论事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以南周为代表的南方报系集团，近几年制造了多个具有影响力的舆论事件，比较典型的有：咒汶川地震是天谴;奥巴马访华矫情开天窗;沉痛纪念911，下流“抗日”918;造谣八毛钱治好十万元的病; 歪曲报道“缝肛”门;辱骂航天员刘洋;发明“谣言倒逼真相”普世论;断章取义报道孔庆东骂香港人;编造“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新闻……登峰造极的是南都深度微博公开发布的这条信息：“如果解放军算是共党的，那人民也应可另组军队，干死丫的”，其猖狂和反动已无以复加。这些舆论事件的矛头大都指向党和政府，均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均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为什么南周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呢？原因是以南周为代表的“南方系”是国内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右翼势力盘踞的主要舆论阵地。“南方系”其得名来自于一个很著名的报纸——《南方周末》，该报从属于南方报业集团，狭义的南方系指的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杂志(报纸有《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云南信息报》《南方体育》《21世纪环球报道》，杂志有《城市画报》《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风尚周报》《理财周报》);广义的南方系，则是指由南方报业集团培养的媒体人或捧红的公共知识分子渗透的所有网络及纸面媒体，例如《时代周报》以及几大门户网站。“南方系”浸淫多年，堪称今日中国主流舆论界的“黄埔军校”，其培养的媒体人及捧红的公知活跃于各个主流门户网站、纸面媒体，甚至是广播电视媒体。即使是新华社这样的中央级媒体，也寄生着大批南方系嫡系或其拥趸。南方系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前两年，南方系某员工得意忘形，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虽然媒体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但是时至今日，四大门户网站控制在南方系或其拥趸的状况没有改变。极右颠覆势力在博讯网上的一篇文章也从反面验证了这点：“随着中宣部对南方报系的打压，南方系的精英纷纷转阵新兴媒体。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百度、凤凰等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主要把握内容方向的编辑权力，都在原南方报系员工手中，因此中国整个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还只是“笔杆子”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来显示问题的全貌。但这些已足以显示媒体存在的问题之严重程度，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媒体的领导和舆论引导能力在下降，反党势力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媒体的渗透不断加剧。

　　我们党向来重视“笔杆子”问题。“笔杆子”关系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关系到民心向背。“笔杆子”控制在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宣传导向。一个政权的稳定来源于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个法律法规的狭义合法性，而是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或者说“正当性”。如果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舆论机器，就能够影响这个国家很多民众的思维意识和行为选择。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苏联的瓦解无疑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媒体充斥的这些对苏共历史和社会现实进行妖魔化的各种消息，最终摧毁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从而使得一个世界上有着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被极端右翼势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瓦解了，“笔杆子”最终战胜了“枪杆子”。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和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舆论的导向和控制问题，这无疑是这些国家的长期相对稳定的关键因素。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严密保护和控制。美国的言论自由以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国家利益为边界，绝对不允许美国的主流媒体充斥反对美国制度的声音，决不允许任何挑战所谓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广泛传播。50年代针对媒体界的左倾声音，美国开展了忠诚调查运动和麦卡锡运动对媒体进行大清洗。60年代，美国又开展了针对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媒体大清洗。1967年美国546名反越战人士被捕，包括儿童文学家斯托克、诗人金斯伯格等，还导致《纽约太阳报》被数度关停。白宫发言人称：“国家意志，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并通告处罚《纽》的原因是其与境外势力勾结。这次清洗一致持续到1977年，基本上清除了媒体界的不同声音。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二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贝卢斯科尼拥有500多家企业，包括意大利最大私营电视台和最大的出版社，占据着意大利商业电视市场90%的江山，触角甚至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当西班牙《国家报》刊登贝卢斯科尼与裸女狂欢的照片时，当意大利左翼报纸《共和报》不断刊登他与18岁少女名模的隐秘之事时，贝卢斯科尼毫不在乎:“我丝毫不惧怕，这些照片并不代表什么，也不是什么丑闻。”事实上他确实无需惧怕，因为这些媒体在意大利影响不大，而贝卢斯科尼掌控的媒体几乎从不讨论这些问题。正如巴斯大学的意大利问题研究员菲利亚-阿鲁姆所说：“虽然贝卢斯科尼在1994年才踏入政坛，但是他已经利用自己的传媒集团影响意大利十几年了。贝卢斯科尼对媒体的控制是其多年不倒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舆论导向问题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情况。例如，当年那场风波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失控的直接产物。从当时有“风向标”之称的社科院《苏联东欧问题》杂志就能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1988年12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苏联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文毫不掩饰对苏联舆论失控的羡慕：“曾几何时，‘斯大林主义’这个西方世界的咒语，竟得到苏联舆论界的青睐:‘扭曲’、‘变形’这样的字眼竟与‘社会主义’结伴而行;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出现了‘独裁’和‘罪行’;而布哈林竟被称为‘列宁的接班人’，西方学者的文章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共产党人》杂志的圣殿……在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从未出现过如此民主、宽松、活跃的局面。即使50年代的‘解冻’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改革浪潮为意识形态工作开辟出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特点，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思想保证。”到了1989年4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2期)《匈牙利关于多党制问题的争论》更公然支持匈牙利实行多党制：“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得好：‘关于可能实行多党制问题……应当由(各个)国家的负责领导人决定。在一个国家内建立多少党派的问题或制订任何党的制度问题‘都根据内部的需要，而不是理智性考虑’。今天，社会主义已经冲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新的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波日高伊前不久指出，‘过去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不能受过去的禁令的束缚’。匈党领导愿意‘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样板，一个实现变革的实验室’，他们这一独立思考，大胆探索的政治实践无论成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都能提供有益的经验。” 要知道，该文的作者汪毓清可是素以比较“保守”闻名的!至于“开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就不必重提了。试问，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出乱子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出乱子才奇怪了吧?

　　之后，中国对“笔杆子”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形势一度有所好转。但在苏联倒下之后，中国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颠覆的目标。和对付苏联一样，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同样是先瞄准意识形态领域、从控制“笔杆子”占领舆论阵地开始，经过20多年的经营，舆论形势再度严峻起来。目前中国的舆论形势是：表面上舆论监管权仍然牢牢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但是实际上“笔杆子”已然失控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仅从媒体的动员能力而言，亲西方势力控制的媒体力量甚至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力量。这非常类似于苏联解体之前和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的媒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