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社 1966年末和1967年初，工厂工人大规模上台，这一决定性的登场使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一次高潮。上海在这波高潮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工人按照官方说法是构成了中国“领导阶级”的人，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他们上台这件事中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我要说，是右派搞出来的。1966年十二月，不骗你，正是地方官僚，也就是党和市政当局的保守派领导，率先使用了一支工人阶级小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工会会员——来对抗红卫兵的毛主义运动。而我还要补充一句，这和法国1968年5月及其后面几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法国当时是PCF想要利用CGT(总工会)的保守势力来对抗与年轻工人结盟的革命学生。利用瞬息万变的局势，上海的党领导和市政当局的领导，唆使工人在各个部门上都纯粹以经济为重，以此让工人同年轻的革命分子对抗，防止后者在工厂和行政机关内进行任何干涉(正如1968年五月，PCF在工厂周围设起路障，利用工人竖起警戒线，并到处追捕“左翼分子”)。这些工会指使的运动存心鲁莽冒进，把事情闹得相当大，尤其是让交通部门和能源部门搞罢工，好造成一种混乱的气氛，这样党领导就能以秩序的救世主的身份登场了。因为所有这些原因，革命的少数派不得不去对抗由官方操纵的罢工，并发起支持共产主义工作的艰苦朴素运动，以对抗“经济主义风”和对“物质刺激”的需求，以此让总体的政治意识凌驾于个别的需求，维持其首要地位。这就是那句林彪尤为提倡的伟大口号“斗私批修”提出的背景(我们知道“修”对毛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条抛弃一切革命动力的路线，苏联先是走上了修正主义路线，然后是苏联的几代共产党，还有中共的一大批干部)。 起初，毛主义工人的群体是相当弱小的。1966年末有种说法叫四千工人。的确，这个群体将与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激进的少数派团体。但这无法抹去以下事实：这个群体在工厂中的活动范围，严格来说，不是很大，除非是在那些类似机床厂的地方，他们在这些地方成名，并将在好几年中被视作革命分子的榜样。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工厂工人的直接行动遭到了非常积极的抵抗(官僚主义在工厂里有他们的大本营)，才导致毛主义激进分子开始扩张成了一股城市力量。在一小撮对毛始终忠心不二的干部的帮助下，以及一小部分军队的帮助下，他们将清除市政当局和地方党委。于是那场打着“上海公社”的旗号、被称作“夺权”的运动，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个“夺权”马上又自相矛盾了。一方面，就像之前的十六条一样，“夺权”在一种与党-国体制完全相反的模式中找到了启示：曾组成过巴黎公社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组织的联合，及其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没效率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这一相反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国，因为在国家层面上，党仍然是以独此一家的形象出现的，即便它的许多传统组成部分都处在危机之中。在整场革命的骚乱之中，周恩来始终是国家统一以及行政机构得以最低限度运作的保证。就我们所知，在这一任务上，毛一直是承认他的，这让他不得不尽可能谨慎地引导局势，这也包括尽可能谨慎地引导右翼元素(正是他扶植邓小平重新上台，邓小平，用革命语汇来说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7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复出)。虽然如此，周恩来还是对红卫兵说得很明白，如果全国搞“大串联”是可以的话，那么后面再有什么全国性的重要革命组织都不许搞了。 因此上海公社，这个在当地学生、工人组织无数次讨论后建立起来的公社，实际上在联合方面是非常脆弱的。问题又一次发生了：如果说这个姿态是很根本的(革命分子“夺权”)，那么它的政治空间却太狭窄了。作为结果，工人的上台既标志着革命群众基础的一次显著扩张，同时也是对官僚化势力的一次大考验、甚至有时候是暴力的考验，还是大众政治主动创新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一次短命的新结合。 夺权 1967年的头几个月里，以上海革命分子扳倒反对毛主义者的市政当局的事件为榜样，我们将看到“夺权”运动在全国范围中蔓延开来。这场运动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革命分子，以主要由学生、工人组成的小帮派和战斗队的形式，冲进各大行政办公室，包括市政当局和党的办公室，在一种伴随着暴力与破坏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混乱中，他们赋予了自己一种全新的“权力”。 常常，过去掌权的保守派要被“示众”，而这“示众”的过程绝非什么和平的仪式。官僚主义者，或有官僚主义嫌疑的人，要戴上高帽子，和一块写有罪状的牌子;他必须低下头，任人拳打脚踢，甚至更甚。这些驱邪仪式是众所周知的革命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围观群众明白，以前大家默默忍受这些老余孽的趾高气扬，从现在起他们要接受人民的唾弃了。在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得胜之后，他们就曾在农村里四处组织过类似仪式，让这些过去的大地主、这些“地主恶霸”抬不起头来，让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做牛做马的贫下中农都知道，世界这个已经“翻天覆地”了，从现在起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事实，从二月往后，“公社”消失了，因为“公社”这个用词标示着新的地方政权，因此被换成了“革命委员会”这种表达方式。这一变化无疑不可小觑，因为“委员会”一直是省或市政当局党机构的名号。于是我们将看到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把新的“革命委员会”安插进各个省份。很难说清，这些委员会究竟是纯粹简单地取代了可怕的旧“党委”，还是复制了旧“党委”。 事实上，这个名字的暧昧性显示出委员会实为政治斗争的不纯产物。对于当地革命分子来说，这是在旧的领导干部已经被基本清理完毕的情况下，用一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党。对于步步为营的保守派来说，这是在做样子批判一番后，把当地干部重新安排回原位的途径。而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遍遍重申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本质上还是好的，同时鼓舞了上述两者。毛主义的国家领导们精简人数组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中央委员会下面的文革小组”，组里只有十几个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一次给革命组织(“夺权”运动)论功行赏、以及让反对者闻风丧胆的机会，与此同时自始至终保持权力运作的一般架构，而这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党而且只能是党。 逐步推行的口号将统一放在了第一位。比如有“三结合”的说法，其意思是：把新加入的革命分子、完成自我批评的老干部、军人，以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委员会里结合起来。还有“大联合”的说法，意思是当地各革命组织停止对抗(有时候是武斗)，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实际上反映了高压政治的不断升级，包括对讨论内容的限制，以及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围绕某个新发想或信仰来自由结成组织的权利。但如果不这样做，要不就是让局势一步步滑向内战，要不就是让镇压机器来收拾下场。这一争论几乎从1967年的年头持续到年尾，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明显是决定性的一年。 武汉事件 这段1967年夏天的事件尤为有趣，因为它展示了一场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所具有的所有矛盾，而这最高潮当然也就是它开始走下坡路之时。 1967年七月，在保守派军队的支持下，官僚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占领了武汉这个工业大城市，城里至少有五十万以上工人。实权掌握在一名军官手上，他就是陈再道。的确，五月、六月之中，有两大工人组织相互对抗，造成许多人伤亡。第一个组织称作“百万雄师”，实际上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并和当地干部与旧工会关系密切。第二个组织，是一个少数派小组织，被称作“钢派”，坚决走毛主义路线。 中央领导，担心城市被反动势力所掌控，于是派公安部部长去现场主持工作，同行的还有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一名非常著名的成员，他就是王力。王力因为对自己的左派倾向直言不讳，而在红卫兵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已声明过有必要对军队进行清洗。王力受命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支持“钢派”造反小组，这也与他对广大干部、尤其针对军人发表的直接讲话相一致：“要在运动中提高分辨无产阶级左派的能力，做好支左工作(译注：原话翻遍了没查到)”。就连周恩来自己也扛起重任，充当两派之间、两大互不相让的革命组织间的仲裁人，为此，他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接见着来自省里的各大代表。“大联合”的进展、各个“革命委员会”间的统一、在具体情况中分辨哪些人属于“无产阶级左派”——这一任务已经越来越让人迷惑和充满暴力了，很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的工作。 他们到达的那天，中央来的代表在当地的市体育馆(译注：经查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同造反组织召开了一次大会。革命的热潮冲到了最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活跃期的所有演员都各就各位了：保守派干部和他们不可小觑的动员能力，先是动员农村(来自乡下地方的民兵将加入对红卫兵的镇压，然后在1968年的转折点之后又开始帮助镇压造反)，但同时也动员工人，当然还有行政机构里的人;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他们全靠自己的敢作敢为，以及中央毛主义小组的支持，来占领上风，尽管如此他们通常还是属于少数派;军队，他们不得不选边站;还有中央的力量，他们在尽力按照目前的局势来调整他们的政策。 在一些城市里，把这些演员们绑在一起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在广东，没有一天看不到针锋相对的组织间的武斗。军队决定在当地抽手以示清白。当地军官借口“十六条”通知里面说运动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于是他们仅仅要求在街头巷战开始之前，参加武斗的人签署一份“为革命打架声明(译注：查不到原话)”。唯有对后备部队的调动是被禁止的。结果造成了那个夏天有数以十计的人死去，广东也不例外。 在这个背景下，局势在武汉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7月20日早晨，百万雄师的突击队在军方部队的支持下，占领了战略要地，并对全城的造反派进行政治迫害。其中一次进攻冲击了中央代表所下榻的旅馆。一支小队抓住了王力和几个红卫兵，把他们一顿臭揍。这个情况的讽刺性在于：现在轮到王力这个“左派”被拎出来“示众”了，他这个曾经到处说别人是修正主义的人，现在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上面正写着“修正主义”!公安部部长被锁在自己房间里。曾经是造反浪潮中心的大学和铸钢厂，现在被坦克掩护下的武装部队占领了。然而，当消息传开后，军方的其他部队却站在了相反的一边，反对保守派及其领导陈再道。“钢派”组织发起了反攻。革命委员会遭到拘禁。几支小队想办法把王力救了出来，后者不得不穿过森林和荒地逃离这个城市。 无疑当时已经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了。唯有中央狠下心来整治，以及各省军队放出坚定声明，才能改变这一局势的走向。 从这类事件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教训?鼻青脸肿的王力，北京在第一时间把他当做英雄来欢迎。毛的老婆兼伟大的造反派头头江青，热情地表扬了他。7月25日，林彪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支持王力。极左派相信自己时来运转，于是要求在军队里进行大清洗。也正是在这个八月，到处贴满了声称周恩来是右派分子的大字报。 但这些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确，在武汉，人们被强迫支持造反派，陈再道也被卸了职。然而两个月之后，被一脚踢出领导小组的倒是王力，而军队内并没有进行明显的清洗，周恩来的重要性只有越来越加强，而秩序的回归也天然地在对抗着红卫兵和某些造反工人组织。 现在我们清楚了人民军队在中国党-国内扮演的的支柱性角色。军队在革命中起到的是维稳的作用，上面要求军队支持造反左派，但决不允许有任何兵变的苗头，因为这会招致大规模的内战。所有想走内战道路的人，都被一点一点地灭掉了。但是和军队的协议，本身也会让江青生出挥之不去的疑心，就连毛似乎也是这样疑心重重。 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个阶段，毛开始希望在造反派队伍、尤其是工人中间宣扬统一了，派斗的风气和红卫兵的气焰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开始让他害怕了。1967年九月，毛在武汉巡游之后，发表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口号，这句话对于那些会“领会”的人来说，意味着首先，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之间有激烈的矛盾，其次，对于这些矛盾必须要做个了结了，要卸掉他们的武装，镇压机器将夺回对于暴力的唯一法定使用权，让政权回归稳定。从七月开始，虽然很多证据表明毛依然不改斗争和造反精神(他仍然用明显高兴的语气说道，“天下大乱了”，以及“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但他确实在担心派系之间的战争，于是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要很好的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指责左派，说这是“形‘左’实右”;而最主要的是，他对以下情况开始不耐烦了——自从一月份上海夺权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 工人冲进大学 1967年夏末，运动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68年二月，保守派认为是他们反扑的时候了。毛和他那伙人仍然处在警戒状态。他们发动了一场运动，抨击“二月逆流”，并且重新加强对革命团体的支持，巩固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的建设。 与此同时，大学再也不受敌对分裂派的钳制，一是因为回归秩序的大趋势，二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代表大会有义务交出一本轧平的革命功过帐(事实上，这次大会将在1969年初召开，会上进一步巩固了林彪和军队的权力)。典型先要竖起来，同时还要始终避免最后一批红卫兵受到完全冲击，这批红卫兵集中在北大校园里。最后施行的决策是非常惊人的：数以千计的工人奉命有组织地进入大学，以便不动用任何武器地占领北大，卸下两派的武装，向学生直接宣告工人的权威。正如领导团体日后会说的那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一事件是这整段时期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件，因为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暴力和无政府的青年力量需要一个高于他们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权威来领导他们，而不仅仅是公认的机构领袖来领导，甚至不能以机构领袖为主。而更令人惊讶也更戏剧性的是，学生居然对工人开火了，有人死伤，最后毛和他的小组领导将和最知名的几个学生头头坐下来谈话，其中尤值一提的就是蒯大富，他是北大红卫兵的核心领袖，在全国都享有声望。有一份重誊本记录了顽固革命青年与老领导之间这场面对面的谈话。我们可以读到，毛对青年间派斗的风气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之情，同时也对他们残留着一份政治上的友谊，还有一份寻求解决办法的愿望。我们能清楚看到，毛派工人去，是不想局面沦落到“军事管制”的下场。他本来是想保护那些青年人的，毕竟他们是他最初的同盟，亦是他们将热情与政治创造传播了出去。然而毛同时也是党-国里的一员。他想要革新党-国，哪怕这革新的过程将充满暴力，但他绝没打算毁掉它。他深知最后，凭借着文化大革命公认的领导力，他只要把最后一小撮年轻造反“左派”的前哨站收回麾下，他就完成了对最后的边缘左派与任何不在阵线中的人的清算：一条政党重建路线。他知道这点，但他没法强撑到那个时候了。因为在国家的存亡面前，他没有——任何人都没有——都无法做它想，也因为绝大多数人民，在经过了兴奋又极度累人的两年后，想要国家能好好过下去，并且希望上头能发句话，让他们知道国家不会散，如果有必要的话，动用武力也未尝不可。 个人崇拜 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用很多惊人的方式来表达对毛的崇拜。不仅仅有巨大的雕像、“红宝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喊毛主席万岁、歌颂“伟大舵手”的歌，还有全国上下对于毛语录空前绝后的狂热，好像毛写的东西、说的话是一块万能膏药，就算碰到种番茄、或者交响乐团里要不要用钢琴这种问题，也可以药到病除。令人惊讶的是，正是那些最激进的造反派、那些和官僚秩序界线划得最清的人，把态势的这一面推到了最极致。尤其是，正是他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一准则，正是他们宣称人们哪怕理解不了这一思想，也必须绝对服从这一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声明是完完全全反启蒙的。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由于所有相互冲突的的派别和组织都在拿毛泽东思想当枪使，那些话，随便你正说反说都说得通，结果说了就像没说一样，剩下的唯有换着法儿地一劲引用毛的话，而怎么解释这些话却始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顺便点评两句。一方面，这种忠诚，以及这种各执一见的解释，在既有宗教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也不例外，他们不该被看作在犯病，而是恰恰相反——当然伟大的一神论就这一点而言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最近的历史中，这些一神教里的人物为我们各国所做的贡献相比较，不论是谁，不论是虚构人物还是神职人员，显然都比不上毛为他的人民所做的贡献，毕竟他同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西方”势力的猖狂殖民、一扫农村封建、制止了前资本主义的洗劫，解放了人民。另一方面，对于伟大艺术家的神化，包括美化其生平，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很注重把这个或那个诗人描写得纯洁无暇。如果政治，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真理的过程，就像诗歌可以做到的那样，那么神化政治创造者比起神化艺术创造者来说，既不会更妥当，也不会更不妥。而全面来看的话，也许还更妥当一些，因为政治创造大概更少见一些，无疑也更冒险，而且是更迅速地传达给所有人的，尤其是传达给那些其政治力量通常被无视的人——例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 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免去我们弄清楚这个政治崇拜中的特殊现象的义务，这一现象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党派中是一个不变的特征，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了大爆发。 按照通常观点来看，“个人崇拜”是与这一论点紧密相关的，按照这一论点，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是政治活动支配性的源头，是正确路线义不容辞的守卫者。正如三十年代人们说(译注：其实这句话最早是1924年托洛茨基在党内受到排挤后打圆场时说的)，“党永远是对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担保这一代表，也没什么可以担保这种夸张的确信是有任何理性依据的。作为这种担保的替代品，捧出“一个代表的代表”就成了当务之急，他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且正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才恰恰拥有了合法性。最后，一个人，单单一个人，开始以那种迎合传统大家对天才人物向往的方式，象征起了这个更高层次的担保。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受过很多天才论的教育，可当这种天才论出现在政治领域时，我们却感到如此反感，这一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对于共产党来说，天才人物只是一个典型、一个固定点，用来驱散对于党的代表能力的怀疑。比起相信一个党组织的正确和纯真来说，相信一个遥不可及又高高在上的人的公正和智慧，要容易得多，毕竟那个组织在地方上的小领导是个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在眼里。 在中国，问题甚至要更为复杂。确实，在文革期间，毛与其说是作为党的代表能力的化身，倒不如说更是作为一个在党自身内部辨别“修正主义”并与其做斗争的代表人物。是他说，或者允许别人以他的名义来说，在共产党内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也是他鼓励造反派，后者传播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并且煽动骚乱，而当时正是他被推选为党主席的时候。从这一方面来说，很多时候对革命大众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政党之担保，不如说他独自一人，成为了一个仍待到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化身。这多少有点像是他身上的独一性在报复把他当作代表这件事。 最终，我们应该主张，在革命政治活动的领域内，“毛”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名字。一方面，他是党-国头一号人物，是其无可否认的主席，他作为军事领袖和政权的奠基者，手握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毛”在党内，是一个无法被削弱为国家官员的名字。在号召青年人和工人起来造反这件事上，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在党自身的合法性结构中，这点也是真的。确实，经常是通过在当时尚属少数派、甚至是不同政见的决定，毛从而确保了——让中国共产党员在1920年至40年代获胜时期的那段最最独特的政治体验(对苏联顾问的怀疑、对起义模式的抛弃、“农村包围城市”、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等等)——得以延续下去。在所有方面，“毛”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名字：他是掌权的造反派，是受到考验要去无上限搞“发展”的辩证学家，是一个希望自己能战胜自己的党-国的化身，是鼓动人们不要服从当局的军事统帅……对他的“崇拜”，正是由于这些矛盾，而拥有了一个疯狂的表象，因为主观上他既拥有对斯大林模式那种煌煌盛世的喜爱，还拥有所有想像过去一样造反的革命青年的热忱，那些青年不满足于当下存在的事态，想要进一步迈向真正的共产主义。“毛”既代表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代表了“毁灭社会主义”。 最终，文化大革命，哪怕在它最僵的僵局里，也在见证着，要把政治活动从禁锢着它的党-国模式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是毫无可能的。它是一段无可替代的渗透经历，因为这样一个想要寻求新的政治道路、想要重新发动革命、想要找出工人在社会主义这种形式条件下搞斗争的新方法——的强烈愿望，由于公共秩序和不愿内战的理由，也由于党-国的一般框架，而面临维稳的压力，最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我们知道在今天，任何闹解放的政治活动，都必须结束一党或多党的模式，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政治事业是“去党”的，与此同时还表明他们不会落入无政府的状态中，而无政府仅仅意味着无用的批判，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叠加，或是共产党的阴影，就如同黑旗也不过是红旗的叠加或阴影罢了。 尽管如此，我们欠文化大革命的仍然太多。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文革无疑是最后一场仍与阶级主题和阶级斗争相关联的革命了，与党这一主题的盛大而勇气可嘉的渗透紧紧相连，我们的毛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将成为一场重大变革的回忆及其名字。并且，如果没有这一变革，或者如果没有人再忠于这一变革，那就什么都没了。 文化大革命简要年表 1.前期背景(从“百花齐放”到“黑帮”) 1)“百花齐放”运动(1956年)。1957年六月，这场运动变成了对于“右派知识分子”猛烈告发与迫害，这些知识分子日后常被称为“牛鬼蛇神”。1958年五月，“大跃进”发动，1958年八月，“人民公社”开始。1959年八月，彭德怀(国防部长)因批判集体化运动而被罢免。林彪继任。 2)1961年起，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引起重视。中央委员会决定“重新调整”目标。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成为共和国主席。1962年至1966年间，刘的著作在中国卖出一千五百万本(译注：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后来被打成“黑修养”)，相比之下毛仅六百万本。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发表历史剧《海瑞罢官》(影射罢免彭德怀一事)。1965年九月，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毛要求对吴晗进行批判，但没有成功(译注：其实就是彭真没有理他)。于是毛去了上海。 2.开端(从姚文元的文章到“十六条”决定) 1)在毛的老婆江青的帮助下，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一篇抨击吴晗的激烈文章。目的是要打击北京市长彭真，他被认为是“黑帮”的头头。1966年一月、二月中，首个“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用以审判吴晗一案，矛盾的是，这个小组倒是派彭真领衔的。该小组(人称“五人小组”)发出了《二月提纲》，这份提纲本身无关紧要，主要是为了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限制。 2)与此同时，在林彪与江青的支持下，另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该小组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纪要被报送隶属于中央委员会(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央军委。党内分裂看来已成定局。 3)1966年五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并在一份统领后续事件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彭真小组进行了猛烈批判，该文件被称作《五·一六通知》。文件表示，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5月25日，北大七名学生(译注：据查实际是以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为首的七人，教员为主)贴出大字报抨击北大党委书记。学生真正开始被动员起来了。 4)毛离开北京。中央派“工作组”前往北大，以求控制运动局面。在五月底至七月底之间，也即所谓的“五十天”(译注：毛说这是刘少奇搞的白色恐怖的五十天)中，“工作组”的大力管制效果卓著。 5)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废除工作组。从8月1日起至8月12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这和原定计划并不相符(译注：原定计划会期五天，结果第四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翻脸，会期因此改变)。林彪动用军队把一批常委成员拦在外面，而让一批来自学生界的革命分子出席。毛主义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总算获得了多数支持。毛公开支持北大贴大字报一事。7月9日毛检阅群众(译注：此处疑为有误，一是时间回跳了，且就算是7月9日毛也是在接见亚非作家，有记载说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可能指的是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但那也是8月18日的事情了，换算成农历也是七月初三……如果是8月9日的话倒是十六条刚发布，但是好像也没有群众的事啊)革命的政治纲领：“十六条决定”颁布。决定中特别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学生群体的自发创新，不会予以任何压制。 3.“红卫兵”时期 1)截止8月20日，来自各个高中和大学机构的名为“红卫兵”的激进团体，在城市中蔓延开来，誓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尤其是，又一波对知识分子和教授的残忍迫害袭来，他们再次被视作“牛鬼蛇神”，就连毛也亲口这么称。红卫兵借着“大串联”提供的免费火车，一批接一批以浩荡之势聚集在北京。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见诸大字报、传单、漫画和小报…… 2)十一月起，因红卫兵干涉生产而导致的政治事件首次出现(译注：11月16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多名学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联遭到拒接，学生强行进厂与工厂发生冲突，陈伯达出面鼓励学生，从此红卫兵大批进入工厂)。反毛的人利用官方工会和农民民兵对抗革命分子，而这些革命分子本身就分裂成许多小派别(“派斗”)。暴力随处可见。 4.工人登场与“夺权”运动 1)上海地方当局因鼓励基于工人出身环境的各种“经济主义风”的要求，而引起了骚乱。尤其是这些尖锐问题：临时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奖金问题。运输部门罢工，学生团体四处受到冲击。1967年一月，一群红卫兵和“造反派”登场，这些人曾经依靠占领行政办公室和通信工具等等，组成过“工总司”。他们推翻了党委，决心建立“上海公社”。各个团体间进行了无数协商。工人团体占据了领导地位，而部队和国家的老干部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 2)1967年二月起，“夺权”运动在全国上下盛行起来。国家和经济出现严重混乱。这极不平等的政治化运动解释了，为什么把新的权力机构扶上台这一行为是无政府和危险的。一方面，罢免和“审判”老干部的之风吹得正劲，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真真假假的“革命”群体的干部又一手遮天。利益分配与革命热情交织在一起。 3)中央的权力于都是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了，一方面，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另一方面，最终是林彪控制的军委。正是这一小组决定了新的政治力量的配方，该配方被称为“三结合”：三分之一来自“革命群众”的代表，三分之一经受住考验或者改正错误的党干部，三分之一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首先在这些人当中联合(“大联合”)。这个新机构的名字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个此类的省级委员会于2月13日成立(在贵州省)。 5.动乱、暴力和各种派系 1)与此同时，对于刘少奇的批判开始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了(但仍然属于不点名批评)，天下变得没有一处太平的。暴力事件数不胜数，包括武斗在内，先是毛派分子打保守派，然后保安和武装部队轮流地打毛派和保守派，最后，毛派团体内部打了起来。群众组织频繁分裂。革命领导阶层也出现分歧。一派人想尽快把各个革命组织都统一起来，然后把委员会安插到每个地方，好让老干部都拥有一席之地。事实上，这派人马上就想要着手整党工作了。确实，周恩来，这个负责维持国家基本运作的人，是这派人里面最活跃的一个。另一派人则想淘汰掉很大一部分干部，将清洗扩张到行政机构、包括军队中。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力和戚本禹(译注：前面说的对刘少奇最早的不点名批评，就是出自戚本禹写的《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 2)七月的武汉“720”事件把武汉地区、乃至全国都推向了内战边缘。武汉地方的部队公开袒护老干部及与这些干部相关的工人组织。王力，中央本来派他过去是想支持“造反派”的，结果他反被扣了起来，挨了一顿胖揍。事态已经到了需要外地部队介入的地步了。军队的统一于是受到了威胁。 3)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整个八月，无法无天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广东。武器库遭到洗劫。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北京的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被烧。(译注：严格来说烧的是使馆的代办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被称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其背景：当时受文革影响，香港一些人也起来造反，受到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外交部于是对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到最后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6.秩序初回归与革命严格来说的结束 1)1967年九月，毛在各省视察之后，决定支持“整党”路线。最根本的，他支持了周恩来，并且让部队职能有所扩展(哪里有派系无法握手言和的，哪里就发动“军事管制”)。极左派团体(王力)从中央权力机构里被剔除。人人都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通常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译注：即是说由军宣队领导)。口号：“要支左，不要派斗”(译注：原话不详)是基于毛泽东一份报告中的声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2)在许多地方，这种矫正工作变成对于红卫兵、乃至造反工人的猛烈镇压，很多人还趁机进行政治报复(作为对“二月逆流”事件的报复)。结果，到了1968年三月底，毛又开始号召大家闹革命了：必须保护革命委员会，既不要怕乱，也不要怕派斗。 3)然而，这是最后的“群众”争斗了。中央决定端掉学生造反的最后堡垒，因为这些造反经常沦为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同时还要避免直接的军事管制，至少在北京要避免。工人小队被送进各大高校。文革的中央小组接待了最出名的一些“左派”学生，这些学生真刀真枪地抵抗前来的工人。结果这场对话不过是各说各的，谁都没有把对方的话听进去(最臭名昭著的“造反”学生，蒯大富，将被逮捕)。 4)“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指示，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划上了句号，并以“斗、批、改”为名，开启了全面整党的新阶段。无数的青年革命分子被送往农村或边防军营。 7.余波 1)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会上通过了强制性恢复秩序的决定，而这主要由林彪指挥的军队(占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百分之四十五)来负责安排。 2)这一段极度压抑的军管时期，导致了党内新的激烈对抗。林彪于1971年被灭(也许是被暗杀)。 3)一直到毛死前的这段时间，可谓又漫长又复杂，其间以两派间没完没了的冲突为主，一方面是邓小平和许多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重新出来做事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则是“四人帮”，说到文革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姚文元、张春桥、江青和王洪文)。 4)1976年毛一死，四人帮就被逮捕了。邓接过交椅，掌了很久的权，而他功绩主要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方法的移植(在文革期间，他被称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就是没让党-国散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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