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为什么要讨论“文化大革命”(文革是1965年到1976年间共产党中国里面发生的长时间大动乱的官方名称)?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1.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作为一个鲜活的标杆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行动，其中又属对法国的影响尤为重大，至少是1967年到1976年间的法国。文革是“我们”政治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毛主义浪潮得以存在的基石，同时还是六、七十年代唯一货真价实的政治创造。我能说“我们”，因为我就曾身处其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用兰波的话来说，“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在中国革命分子不知疲倦的创造力中，各式各样主体的和实践的轨迹找到了它们的名字。改变主体性，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国人把这叫做“革命改造”，我们也跟着这么叫了。他们说：“要从根子里改造人”。他们通过政治实践来教导人们，我们必须同时做“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因为过去老旧的世界观现在仍然残留在我们身上。到了六十年代末，我们奔向了广阔天地：去工厂、去郊区、去乡下。成千上万的学生成为了无产者，或和工人打成一片。也因此我们会用这些词来形容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为人民服务”，然后还有最关键的那句口号，“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和PCF(法国共产党)的顽固惰性作斗争，和它强大的保守主义作斗争。在中国，党内的官僚主义同样受到攻击;我们称之为“与修正主义斗到底”。就连不同派别的革命分子之间的分歧和对抗，我们也用这种中国方式来表达：“打倒黑帮”，以此和那些“左派皮、右派心”的人划清界限。当我们碰上什么民众的政治局势，比如工厂罢工或对抗法西斯地主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毛的红宝书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这并非像那些蠢货所说的，是在服从教条主义的教义问答，而是正相反，它让我们在面对各种未知的情形时，得以理清和开辟新的道路。基于以上种种，由于我并非那些用诸如心理幻觉或道德失明等原因来为自己的跟风和背弃开脱之人，我们只能援引中国革命者，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渗透进整个政党国家组织形式的政治经历的典型（根据毛主义，文革还是这样一个典型：一个有必要推而广之的革命性的重大发现）。我是按照席尔万·拉扎鲁(译注：巴迪欧的一个革命战友)的理解来使用“渗透”这个概念的：我将试图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最后/最近一次重大的政治连锁，它以失败告终，且至今仍内在于政党国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之中。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余波，和这有些许不同。而波兰的运动或恰帕斯(译注：指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则非常不同了。至于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译注：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扎鲁曾经在内活动的一个后列宁主义-后毛主义政治组织)，完全就是两回事了。但是倘若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渗透，在政党国家或多党国家的魔影之外，这些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3.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和政治上的重要一课，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那种从政治内部被思考的历史（而非相反）。确实，根据我们对这个“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处在渗透的核心位置上)的检验方法——究竟是根据主流的史学说法来检验呢，还是根据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来检验——我们于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认清楚，这种分歧的本质并不是在于有的人考据得够精确，而有的人不够精确。对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结果却还是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而正是这个悖论将成为我们通向本文主题的一个切入口。

　　叙事

　　最主流的史学版本是众多专家，尤其是汉学家，早在1968年就编写出来的，之后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这一版本后来不知不觉成为了由邓小平领导的天朝的官方版本，因此地位也更加稳固了，并被1976年之后那些从文革中劫后余生或寻求平反的人们奉为圭臬。

　　这个版本是怎么说的呢?关于革命，它说这是党内官僚机构高层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说毛在经济上的唯意志论——表现为“大跃进”这句口号——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之举，导致农村又回到了饥荒年代。说经过这次失败后，毛发现他在党内领导团体内沦为了少数派，而一群“实事求是”的人开始推行他们的法令，其中的主要人物为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彭真(北京市长)。说早在1963年，毛就想要夺回领导权，结果却在党内常委中失势。说他接着便转而寻求党外力量，有些是外部的(学生红卫兵)，有些是半外部、半内部的，尤其是军队，那个他在移除彭德怀并让林彪接任以后重新掌权的军队。说之后，就因为毛想要重夺力量的一己之愿，招致了血腥而混乱的国内局势，直到这个罪人死去的那天(1976年)，这局面也未能安定下来。

　　要说这个版本中有什么不实之处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但关于这些事实的真实意义，却只有通过对于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才能得到，也就是他们所专注的那种至今仍然活跃的思维方式。

　　1.不稳定?没错。但这是因为结果我们发现在政党国家这个架构下要政治创新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学生和工人大众最广泛的创造性的自由(1966年至1968年间)，还是对军队采取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1968年至1971年间)，亦或是政治局采取的临时解决办法——该政治局由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掌控，都没能让那些革命性的观念扎根，于是一个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整体范围内的全新政治局面也就胎死腹中了。

　　2.求助于外部力量?没错。但这是有意的，而此举，不仅在短期、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甚至到今天，确实有局部地分离党和国家的效果。它关乎的是对官僚政治形式主义的践踏，至少是为了维持这场浩大的运动。而它与此同时所挑起的派系混乱，标示出了长久以来反复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政治统一不是直接由国家形式上的统一来保证，那么又是由谁来保证的呢?

　　3.权力斗争?没错。要反对“权力斗争”和“革命”其实是件很可笑的事，因为通过“革命”二字我们能了解到的仅仅只是反对派政治力量对于权力问题的态度。除此之外，毛主义者反复引用列宁的话，后者明确指出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权力。真正的问题倒是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真的给把政治事务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革命性观念画上一个句号。事实上这才是其最重要的问题，是其最中心、最激烈的争论。

　　4.“大跃进”，一次残酷的失败?没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但是这一失败是对斯大林经济教条的一次重要检验的结果。无疑它不能被归结于以“集权主义”对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统一处理。毛仔细审视了（如无数手稿所记载的那样）斯大林主义对于集体化的构想，及其对农民们的无尽鄙视。他的想法显然不是要通过武力和暴力推行集体化，以此来不惜一切代价地确保城市里的粮食储备。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在农村当地推行工业化，从而使农村达到经济上的相对自治，以避免野蛮粗暴的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因为这一点在苏联已经酿成过灾难了。事实上，毛按照共产主义观点，想要有效处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而非暴力地消灭农村，一切向城市看齐。如果这是一次失败，那是它的政治性使然，这和斯大林的失败是全然不同的。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对于事实采取了同样的抽象描述，也绝无可能导向相同的思考模式，因为这些思考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公理而进行的。

　　日期

　　当谈到日期这个问题时，争论也是同样清楚的。根据主流观点，同时也是中国官方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从红卫兵到毛死去。这是动乱的十年，荒废理性发展的十年。

　　事实上，要是有人严格从中国官方对这段历史的看法，通过下列标准来来理论的话，这样的日期划分是可以作数的：人民稳定、生产状况、高层统一、军队团结等等。但我并不是这样判断的，以上这些也并非我的标准。如果我们从政治活动、政治创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日期问题的话，那么首要的标准将是以下这些：我们何时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种对政治模式进行思考的集体创造的局面?实践与对这些实践的指示，是在何时切实地盖过了中国党国的传统和职能?对于普世价值的陈述是何时出现的?于是，我们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划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法国人称之为“GPCR”)这一历史进程的边界。

　　就我而言，我想说文化大革命，按照这种构想，其时间段应该被划定为从1965年十一月开始至1968年七月结束。我甚至能接受进一步的大幅压缩(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的技术上的讨论)，这将把这个革命性的时间界定在1966年五月至1967年九月之间。而我的划分标准，是看有没有人民的政治性活动，看人民的标语、人民的新组织、以及人民所处的地位。通过所有这些，我们为所有名副其实的当代政治思考，提供了一种矛盾但是无可否认的标准作为参考。在这层意义上，文革之所以能被称作“革命”，是因为有红卫兵，有革命的造反工人，有数不清的组织和“总司令部”，有完全让人无法预料的局面，有新的政治声明，有前无古人的文章发表，等等。

　　假说

　　我们应如何解读才能让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激发我们的思考，并对我们今天仍然产生意义呢?我将对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1965年十一月至1968年7月的中国)建构一个假说，并在几个层面上对它进行检验，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考据层面的。

　　该假说如下：文革当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党国(从1949年起就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分化时期。这一分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引出了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城市与农村的经济与关系;军队的最终转型;对于抗美援朝的评价;知识分子、大学、艺术和文学;最后还有，对于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而最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在党内干部中的少数派潮流，同时还是由这么一个人来领导或者说代表的，他就是那个留下了最伟大历史遗产和普世遗产的人，也就是，毛泽东。党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打了很久的仗，打完日本人又打蒋介石)和党对国家政权进行架构的现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一致。不仅如此，延安时期还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共产党人政治主体性的榜样被屡屡提起，尤其是在军队之中。

　　这一现象导致了以下结果：这些立场间的冲突既无法被官僚政治的形式主义控制，也无法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采用的恐怖清洗的方式来压制。然而，在党-国体制的内部，无非就是形式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两种选择。毛和他的小组必须必须发明第三条道路，求助于调动广大人民搞政治运动，并试图与多数派潮流的代表们，尤其是与这些多数派在党内和国家内的高层领导们划清界限。如果实行这一举措，那就意味着他们认可了各种不受控制的造反和组织。毛的小组在几番犹豫之后，最终将强行推进这种认可，先在大学里，然后在工厂里。然而矛盾的是，他们同时还试图把所有这些革命中的组织创新团结在党-国这个一般空间内。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假说的核心部分：文化大革命是这个矛盾之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出的结果。一方面，此举想要鼓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边缘地带闹革命，或者说是为了昭示，用那个时代的“术语”来说，就算国家在形式上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了，但阶级斗争并不会就此停止，而其斗争形式就包括人民造反。毛和他的追随者甚至会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的表面下，资产阶级“在共产党自己内部”又卷土重来了。另一方面，内战仍然不在考虑之中，党和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形式，尤其在对镇压武力的使用权这点上，必须尽可能地不去变动，因为还没必要把这件事上升到“破坏”党的高度。毛为了明确这点，于是会说“党内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好同志。”

　　这一矛盾行为同时将导致一连串后果，首先是地方上的造反了超过了党的权限，接着是这种超越又会导致暴力的混乱，然后大家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呼吁要整顿这些可怕的暴行，最终，军队就上台了。

　　事态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大革命也据此被划分成几个阶段。起统帅作用的的革命小组最初想把造反保持在学习小组的背景内。这一尝试在1966年八月红卫兵蔓延进各大城市中时开始失败了。之后，问题就在于能否把造反限制在中小学和大学的年轻人中。但自从1966年末起，尤其是1967年的一月以降，工人们便开始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然后目标又变成了将党和国家的行政机构与运动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但不久行政机构就将在始于1967年的“夺权”运动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最终，目标变成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军队维持在掌控之下，作为杀手锏和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在1967年武汉和广东无法无天的暴乱下，这个目标也快变得无法实现了。正是因为考虑到武装力量有可能分裂出去的真正危险，镇压和平反工作才于1967年九月开始慢慢展开了。

　　让我们这样说：这些给之后的事件以毋庸置疑的革命感染力的政治创造，若非以超越事先分配给他们的目标的方式发展，将是无法展开的，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是由革命的参与者(年轻人和难以计数的青年小组、造反工人……)视作天然领袖的那个人下达的：也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少数派小组。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创造始终被是局部化的和独有的;它们无法真的转变成战略上的和可推广的提案。最终，这些创造的战略意义(及其散布范围)变得负面了。因为他们之后干的，以及他们在全世界激进分子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仅仅是党-国作为革命性政治活动生产中心的终结。更宽泛地说，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不论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行动还是组织上的现象，都无法将它们按照阶级代表的严格逻辑来归因。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始终是一段具有至高重要性的政治历程的原因。

　　检证范围

　　我将通过以下七个参照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来检验我的上述假说：

　　1.1966年八月的《十六条》文件，这份文件绝大部分应是出自毛泽东自己之手，且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最具革新性的中央文件，宣告与党-国内的官僚政治形式主义彻底决裂。

　　2.红卫兵和中国社会(从1966年八月最少到1967年八月)。无疑，无论情况如何，对于那些多少被放任自由的高中及大学学生，此举是一次有关他们在政治上究竟能有多大作为的极限探索。

　　3.“革命造反工人”和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一月至二月)，一段重要但夭折的插曲，因为它提供了在党的中央集权制以外的另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4.“夺权”运动：“大联合”，“三结合”与“革命委员会”，1967年一月至1968年春。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运动是否真的创造了新的组织，还是仅仅相当于党换了个名字卷土重来。

　　5.武汉“七·二〇事件”(1967年七月)。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场运动的最高点，军队试图分裂出去，而极左派乘胜追击，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

　　6.工人冲进大学(1968年七月末)，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独立学生组织的完结。

　　7.对毛的个人崇拜。这一点如此频繁地在西方被当做嘲讽的对象，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忘了问一问自己，这一点究竟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特别是，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其间“崇拜”作为一面旗帜发挥着作用，但是使用这面旗帜的并非党内保守派，而是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

　　“十六条”决定

　　这份文件是由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八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文件中所传达的精神显示出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努力中根本性的矛盾。其中一个标志当然是以下这一事实：这份文件没有解释，或者说基本没有解释，这场进行中的政治运动其名字的含义(为什么冠以“文化”之名?)，除了开篇那句深奥难解、玄之又玄的句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这里，“文化”在一种尤为激进的意义上，与“意识形态”等同了起来。

　　这份文件很大一方面，是按照把革命合法化的伟大传统，对自由造反发出的一次完全呼吁。

　　这份文件很有可能是非法的，因为中央委员起草的内容，被毛的小组在军队(或者是某些林彪麾下的部队)的支持下“纠正”过了。当时在场的有来自高校的革命激进分子，而保守派官僚则被拒之门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决议事实上开启了一段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秘书处形同虚设的时期。从现在开始，重要的中央文件都会由以下四个机构联合签署：首先肯定有中央委员会，但从现在起它只是挂个名而已了;“文化革命小组”，一个高度挑选成员的特设小组，尽管如此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真正的政治权力，因为造反派都听这个小组指挥;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最后还有，由林彪改组的强大的中央军委，以此来保证行政能够在最低限度上得以维持下去。

　　这份文件中有几段尤为致命，包括要求立即开展革命，以及呼吁用新形式的组织来与党对抗。

　　关于动员群众，我们可以专门引用第三条和第四条，其标题分别为“‘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和“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例如：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

　　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

　　，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

　　革命派手中。”

　　以及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中的一个细节尤为重要，并将在实践上产生巨大的后果。引述如下：

　　“在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每个中国人都懂了，至少在这段将要开始的时期内，城市中的革命青年拿到了一道免死金牌。很明显，正是这一细节，使得年轻人得以一边走南闯北、一边传播革命精神，这种无所顾忌的状态直到1967年九月才告结束。

　　关于组织形式，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对于在运动中和随着运动涌现出的各种党外新政治组织形式表示了赞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组织并未被当做一些暂时性的组织来看待，这证明了毛的小组在1966年八月的时候，有设想过摧毁党在政治上的独断地位：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

　　最后，我们清楚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这些组织并非服从于党的权威，而是服从于大众民主，这可以从文件对巴黎公社的提及中看出，也就是说，首先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当前形势，而党的列宁主义理论则要靠后站了：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然而，如果我们细读该文件，也就是用那种共产党领导发文件下来后，我们称之为“领会文件”的方法去读，我们会发现，通过对批评自由的关键性的限制，文件中一再召唤的革命冲动被戴上了某种镣铐。

　　首先，仿佛这是个自明之理一般，文件中说，党在本质上还是好的。第八条(“干部问题”)区分了四类的干部，而文革就是要来检验他们的(让我们记住，在中国，“干部”指的是任何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不管这权力有多小)：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可以改过的;以及最后“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然而其论点是“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也就是说，国家机器及其内部领导(即党)本质上还是好人在掌权的，而矛盾也由此产生了——既然大多数是好人，那为什么还要求助于那么兴师动众的革命方针呢?

　　其次，虽然文件中说让群众放手去干，但是对于国家或党内负责人的点名批评，事实上却被“上面”严格控制着。在这一点上，党的等级制结构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第十一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这一指示的结果是，党内无数干部，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始，在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中央报刊上之前，会以“小报”、漫画、大字报等各种形式，受到群众革命组织成年累月的强烈批判。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批判将始终保持其地方性，或随时会被一笔勾销。它们将被搁置在那里，看上面的“批示”意思。

　　第十五条，“部队”，是非常简明扼要的一条，它最后仿佛在真空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关键性问题：镇压机器归谁管?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回答是，革命既然发誓要把国家从头到底改换一新，那就必须要摧毁国家的镇压机器。但是在下面这句话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又一次，党的中央集权制杀了个回马枪。

　　基本上来说，十六条这篇批示包含了各种互为抵触的倾向，同时也因为它对于斗争的挑动，于是运动与党-国之间的关系后来遭遇到的一连串僵局也就被预先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总是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群众运动这个基础上，去判定一条政治道路是否有别于前几年由党内领导中的主流所强行推进的那一条。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敌人是谁定的，革命批判的目标是谁定的?还有，在这个严峻的事件中，重要的镇压机器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公安、民兵组织还是军队?

　　红卫兵与中国社会

　　随着八月那份文件的颁布，“红卫兵”现象，也就是在校青年的组织，将会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震荡。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的大接见一直持续到1966年底，毛在那里沉默地检阅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革命组织借用军队提供的卡车，以及“大串联”政策提供的免费火车，先是席卷了各大城市，随后是国家的其余地方。

　　很明显，这些人是运动席卷全中国背后的主力军。在红卫兵的运动中，一种极其惊人的自由君临天下，各种意见公开地相互对抗，报纸、传单、横幅和永远贴不完的大字报使得各种内幕和政治声明层出不穷。辛辣的讽刺漫画几乎谁也没放过(1967年八月，北京一夜之间贴出了好多大字报，其中就有要求打倒周恩来的，这也成了极左派倒台的原因之一)。敲锣打鼓、喊着激动口号的游行队伍一直行进到深夜。

　　另一方面，全民皆兵的倾向和暴力群体无法无天的行径开始冒头。总口号表示这是一场破除旧思想、旧风俗的革命斗争(这终于和修饰革命的那个词“文化”沾上边了，“文化”在中国意为“以文教化”，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则“属于上层建筑”)。许多团体把这句口号作了破坏性的、暴力的，甚至是残暴的解读。扎辫子的女人、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的教授、以及所有不和这些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使用同一套语汇的“干部”，都要被揪出来，抄图书馆、抄博物馆，还有革命小将对于一般群众那不可一世的气焰，这一切都将在普通人中激起一股对红卫兵中极端分子的强烈反感。

　　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66年5月16日的一份公告上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与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对抗。这份公告直言“不破不立”，指责保守派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产生动摇而传播“腐朽”思想。然而“破”和“立”完全没有齐头并进：“破”得摧枯拉朽，“立”却缓慢而扭曲。

　　事实上，只仗着一句“破四旧、立四新”的标语，许多红卫兵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广为人知(或者说臭名昭著)的革命倾向中：捣毁偶像，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人，像是回到了野蛮状态。这种野蛮本身就是年轻人的天然倾向，如果放任他们自作主张的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政治组织都必须是囊括各个年龄层的人的，单把年轻人拎出来搞政治是个糟糕的主意。

　　要明确一点，革命精神中激进的反智主义无论如何也不是红卫兵首创的。早在法国大革命中对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宣判死刑时，控告他的安东·康坦·富基埃-坦维尔就作出了以下引人注目的发言：“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他实际上是在说，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凡是革命需要的，革命自己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而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创造性的“一口咬定”。按照这一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科学和技术问题上，基本口号是“专”不重要、“红”才重要。或者，按照后来成为官方版本的那个“弱化”版本来说：一个人应该“又红又专”，但是红压倒一切。

　　然而，让某些革命暴力团体的野蛮行径变得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青年行动的规模下，却始终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政治空间，为政治上的肯定和对新事物的积极创造开放。对青年来说，他们接到这些批判和破坏的任务，只是证明了没有多少创造的任务能派给他们，而只要创造的任务仍然被从不间断的国家高层的斗争束缚着，这种缺乏只会更加严重。

　　上海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