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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81--85章

2013-8-12 21:3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628|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努力地领导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查田运动。他自己曾经说过,在这段时间里,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但是他的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 ...
第84章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
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
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
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于5日回到了瑞金。
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并明确规定:“三人团决定一切”,负责筹划战略转移问题。“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并分管干部的处理问题;军事上由李德负责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实施。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一直打到6、7月份,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多次进行反击均未奏效,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
5、6月份,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报告了国内情况。他还传达博古的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
据吴亮平后来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后来曾经有人评论说:博古传达的共产国际来电,事际上还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毛泽东在国内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泽东万一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等上层人物一接触,国内的情况就要穿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能就要变更了。这就是王明所说的:“谁敢保险?”
后来张闻天则从另一个角度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
这正是:暗语既出破天机,王明还算小聪明。
        毛公赴苏利与弊,见仁见智各不同。
再说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于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原来是李德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他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在文章的末尾,还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文武坝来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又在李官山屋背窝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
“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
“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站塘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地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
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此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
6月22日,毛泽东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说:
“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
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
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决定派出2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2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邵式平率领的红10军会师。
7月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从瑞金出发北上。此一去也有分教:
艰难困苦百战多,壮士鲜血沃山河。
可怜粟裕少年将,几次生死多蹉跎。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另有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游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
“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生、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李德等人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拚消耗。其具体布置是:
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冈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李德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因为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查看的处分。他曾感慨地评论说: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红军反“围剿”形势更加严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1934年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进攻。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是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
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再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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