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三卷战地黄花）第81--85章

2013-8-12 21:3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635|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努力地领导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查田运动。他自己曾经说过，在这段时间里，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但是他的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 ...

第83章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

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

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话说1934年1月15日，毛泽东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撰写了一通碑文，他写道：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争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再说在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求得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19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

1月23日，在蒋介石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第19路军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军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蒋介石的担心，完全验证了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所提的建议，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两天后，已经于1933年12月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1方面军，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为夺取建宁，分左右2路进驻黎川、建宁之间战略据点樟村和横村。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从1934年2月起，蒋介石重新布署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的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向中央苏区继续进行碉堡推进。此次东路军是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他们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顶住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想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5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

中央红军如此战法，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

2月9日，国民党北路军第94师在樟村以西大鸡公山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14师在小鸡公山及熊家寨与红9军团发生战事。红1、红9军团均失利。

2月1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师、第70师在凤翔峰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67师在司令岩与红3、红9军团各一部发生战事；第94师在芦坑与红5军团发生战事。中央红军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国民党东路军第10纵队汤恩伯部攻占沙县，驻沙县的红7军团伤亡4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红1军团为保卫建宁，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国民党北路军数个师激战3天，将国民党军1个师击溃。

1934年3月7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师袭取福建将乐。

3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96师、第5师和第6纵队刘绍先部第43、第97师，会同第3纵队樊崧甫部主力，与红1、红3、红9军团战于寺前、东华山、白舍地区；随后再战于马鞍寨、元头寨、毕乐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区。

接着，中央红军彭德怀等部，在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击国民党北路军的作战中，遭受重创，其中红3军团伤亡多达2000余人。

就这样，中央红军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节节失利。红5军团、红9军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败后，被迫向南边的广昌方向撤退。

到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已经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的白舍，东达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垒封锁线，并开始了向广昌进行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国民党东路军王仲廉师攻占泰宁，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一部伤亡600余人，王仲廉师近伤亡70余人。

3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师攻占归化，红7军团伤亡500余人。

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失守后，红7军团和第34师等部被迫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东路军步步筑垒推进，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战略要地建宁进逼，并在闽赣边的德胜关与其北路军一部会合。至此，国民党东、北两路军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3月下旬，蒋介石为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命令以罗卓英部为河西纵队，以樊崧甫部为河东纵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夹盱江两岸南下，准备大举进攻广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鉴于此时的不利局面，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而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斗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人1个连或1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林彪在这封信中的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战法的极简单的表述。

与林彪正相反，李德以华夫为名，于4月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对他的“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再次作了说明，他写道：“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毛泽东立即对李德的堡垒战理论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说：

“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占领区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

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怕丧失土地而拒绝“诱敌深入”的观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评。他生动地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的反驳与斗争，使他不断地遭受排挤和打击。后来连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的也越来越少了。

4月11日，国民党围剿军以罗卓英部、樊崧甫部共11个师的兵力，开始进攻广昌。

博古、李德等人为死守广昌，调集了红1、红3、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死拼硬打的口号。

博古、李德等人还决定，将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外组建临时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由博古任总政委，李德也亲赴前线，指挥坚守广昌的战斗。

国民党围剿军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在广昌一线狂轰滥炸，中央红军伤亡很大。李德指令1个营在工事里守备，结果全部壮烈牺牲。

4月14日，国民党围剿军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占领甘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