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1月份，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地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他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再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一天清早6点钟，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因为事先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都早早地跑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看去，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带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结束了，主要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来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声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提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这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有名无实的毛泽东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 博古 张闻天 项英 吴亮平 刘少奇 凯丰 蔡畅 曾山 邓发 王盛荣 范乐春 李维汉 陈云 朱德 周恩来 王稼祥 何长工 王震 滕代远 宋任穷 冯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台 顾作霖 张金楼 汪金祥 谭余宝 成仿吾及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各省市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词。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0多字的政府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他在报告中强调说：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这一天会议结束了，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刘英说：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刘英说完又问： “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和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而坐。毛泽东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粟、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粟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自己受益匪浅。 1月27日，毛泽东还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 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结论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说：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了，对于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如果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我们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铜墙铁壁。国民党实行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汀州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 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大会改选了以后，100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 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了长冈、才溪两乡的工作。他说： “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总结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等重大问题。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上面则书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 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17人为常委，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11个人民委员：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全部职务。 谢觉哉来到根据地时间不长，不了解内情。他问毛泽东，中央为什么要撤销何叔衡的职务，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第二次又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谢觉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像是怕他继续追问，一声不吭，弓着背，缓缓地走开了。 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就离开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 后来，在“左”倾土地政策直接指导下的“继续查田运动”，终因第5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而草草收场。这是后话。 再说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和瞿秋白交往比较多，毛泽东常到瞿秋白办的图书馆读书，二人对第5次反“围剿”战争深表忧虑，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革命大计。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左”倾领导者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是以张闻天排斥毛泽东，架空毛泽东。 在这之前，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张闻天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张闻天后来曾经说过：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经过接触，相互了解越来越多。毛泽东循循善诱，张闻天作风正派，二人逐渐走向接近。 毛泽东和张闻天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亲口对吴亮平说过，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同时，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病十分关切，用手抚摩了毛泽东的痛处，并表示了亲切地慰问。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附近农民挖茅坑，使张闻天很受感动，他对工作人员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古道，用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凯丰，无不是唯亲是举。这就叫：山头宗派，无事不怪。任人唯亲，焉能不败？天不佑奸，来者足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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