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77--80章

第78章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

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

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话说1932年10月16日至24日，红1方面军按照《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红1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正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1932年11月12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说：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他自己的意见，他说：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泽东同志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后来临时中央在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1、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2、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要公开加以批判；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害怕现在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会“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不管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周恩来之间如何告状与辩驳也好，也不管临时中央如何想利用毛泽东而害怕毛泽东回到后方有不好的影响也好，毛泽东却是早在10月间就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宁都。

毛泽东回到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他因肺病吐血，便经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长汀县治疗。他与贺子珍一道住进了红军医院附近的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这是一座傍山的小楼。先头来这里休养的，还有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以粟和毛泽东的老部下陈正人。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挨整的。

傅连暲用X光透视，认真为毛泽东检查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傅连暲又对他的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病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于是，他精心为毛泽东设计治疗方案，要毛泽东多休息，增加营养，同时辅以药物治疗。

在此期间，毛泽东、周以粟、陈正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1932年11月间，贺子珍在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修养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两个孩子。傅连暲亲自为贺子珍接生，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孩子取名叫毛岸红。

此时，贺子珍正在患疟疾，傅连暲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这位奶妈是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做毛毛。毛泽东与贺子珍入乡随俗，也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而毛泽东的同事则称毛岸红叫小毛。

毛岸红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常常把他从奶妈的手里把他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母子俩身边，静静地凝视着。

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休养所物资供给部门的一些人，知道毛泽东已经被撤了职，不管事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了，冷言冷语也开始了。为此，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光荣、陈金水非常恼火。贺子珍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把自己因生小毛而照顾发的一份营养品，让给毛泽东吃。她还不时地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她又去找总务处傅公侠说明情况，傅公侠表示，毛泽东可以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取东西。

毛泽东时常躺在床上看书，护士劝他休息，他就笑笑说：

“好，就休息。”

毛泽东经常带着警卫员走到老古井旁，和汲水的群众接触，有时帮老人或小孩汲几桶水，然后步出西门，帮农民踩水车、撒肥，了解生产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干部好不好？对苏维埃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毛泽东既平易近人，又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因此，农民都很乐意接近他。

毛泽东还到农会、商会、合作社开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此一时期的长汀苏维埃，只注意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人民的生活问题不大关心，因此，柴米油盐供应紧张。毛泽东的警卫员有时买不到菜，买不到柴，就发牢骚说：

“这个地方什么都买不到，咱们走吧！”

毛泽东说：

“这里有问题，咱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毛泽东找到长汀苏维埃的负责人，询问他们：

“供应为什么这样紧张，这样困难？”

负责人摊开双手，为难地说：

“有什么办法？敌人封锁我们，东西运不进来。”

毛泽东耐心地说：

“敌人的封锁，固然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造成的。长汀苏维埃的100多名代表，过去工作热情很高，一开会就到。可是现在他们不高兴来了，有时只到会几个人。这不是他们觉悟低，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你们不愿意听，对于群众的实际问题，你们不关心，所以和你们疏远了。”

毛泽东指着汀江上一座破旧的小桥，说：

“比如对面这座桥，已经坏了，走上去摇摇晃晃，挺危险，要不要修理呢？应该想到。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谁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的疾苦，那么，扩大红军，支援战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改变这种作风，是危险的。”

有一次，毛泽东正和汀州市委负责人研究工作，他忽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从门口经过，就说：

“我们要做到，老太太拿几个鸡蛋来就能换到盐，她需要什么都能买到，汀州就活了。”

毛泽东每一次调查之后，晚上就坐在灯下记笔记，写文章。警卫员见他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劝他在养病期间不要太辛苦了。他说：

“同志，工作要紧呵，革命就是要辛苦一点嘛！”

警卫员就到傅连暲那里去告状，傅连暲说：

“他的脾气我知道，劝也没有用。”

傅连暲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经常在下午5点至7点，陪毛泽东到汀州城边的卧龙山上去散步。在散步期间，毛泽东曾经向傅连暲提议，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

傅连暲为了毛泽东的健康，把贺子珍也动员起来了，他对贺子珍说：

“主席这样长久下去，不但老病不能治好，还会患神经官能症，需要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新鲜空气，对毛主席有利的。”

贺子珍相信傅连暲的话，晚饭后就常常劝毛泽东说：

“今天月光不错，到外边走走吧。”

于是，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书，随着贺子珍一起去散步。

毛泽东终于在老古井休养所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但是他还不满足，叫警卫员将草稿一张张的都贴在墙上，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来阅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每天晚上，毛泽东的住室里，马灯明亮，笑语声喧。他请来的人多了，凳子不够坐了，就把床从墙边挪开，让大家坐在四周的床沿上。有的人时间一长坐不住了，毛泽东就拍拍他的肩膀说：

“同志，耐心一些呀。共产党的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更好地工作。”

毛泽东有时还会指着某一段文章对某人说：

“注意哟，这是批评你的，仔细看看，对不对？”

有时，他会对某人说：

“看看，你的缺点这样改，怎么样？”

被批评的负责人往往会嘿嘿地笑着说：

“对，批评得对，请放心，我们一定改。”

毛泽东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握着他们的手说：

“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改的越快越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督促下，长汀领导干部的作风很快转变了。工农业和商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警卫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你真了不起。”

毛泽东却说：

“依靠人民，关心人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在毛泽东正为汀州苏维埃政府改进工作之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的命令：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调集40多个师，计40万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中央苏区。其具体部署是：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由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6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由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军；左右两路军分别担任福建、粤北地区的“清剿”，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还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1933年1月1日，国民党驻抚州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制订的先“清剿”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之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命令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14师周至柔部、第27师孙连仲部及吴奇伟自己指挥的第90师，集结临川待命。

博古等人急忙集中所有的兵力，统统交付给周恩来指挥，以应付“围剿”。为了加强防御，他们甚至把赣东北的红10军也调到了黎川一线。

一天下午，方志纯和邵式平带着方志敏的委托，从黎川出发，前往瑞金汇报赣东北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博古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将一份详细汇报材料送到博古手上。博古翻了一下厚厚的材料，不满地说：

“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方志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辩解道：

“首长说这个材料什么都有是对的，怎么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呢？”

邵式平见他有些激动，连忙拉了他一把，对博古说：

“请首长先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二人出了博古的办公室，方志纯问邵式平：

“怎么办？”

邵式平说：

“走，找毛主席去。”

说罢，二人便一起向沙洲坝走去。方志纯、邵式平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高度评价，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泽东听说有人来找他，立即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但洗得很干净。他那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眼睛深沉、睿智而祥和，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方志纯和邵式平走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用他那双温暖柔软的大手握着二人，连连说：

“欢迎，欢迎。”

然后拉着他们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方志纯、邵式平的紧张心理。他们告诉毛泽东说，红10军已经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

“哦……”毛泽东显然有点惊讶，但他此时的处境和身份不便多问，只是说：“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接着他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地理，还让方志纯、邵式平画了个草图，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们那里很好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方志纯、邵式平起身告辞。毛泽东望着他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呐？”

邵式平说：

“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又说：

“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方志纯、邵式平自然是求之不得，便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方志纯和邵式平。谈话一开始，他就问道：

“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邵式平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就说：

“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

“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说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

“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方志纯、邵式平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方志纯、邵式平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大队、中队。到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基本形成了。这次红10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一个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

毛泽东说：

“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

方志纯、邵式平没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要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示，他们总还是想着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好对付国民党军的碉堡，就说：

“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个仗再说吧。”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吗？”

方志纯、邵式平见毛泽东回到了座位上，就把话题又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来，汇报了红10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说：

“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跟中央说了没有？”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

“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方志纯气愤地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一顿克呢。”

接着，他把在博古那里受到的冷遇说了一遍。毛泽东严肃地说：

“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说罢，他转向邵式平问道：

“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回答说：

“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

毛泽东赞许地笑着说：

“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上，问道：

“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邵式平汇报说：

“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

毛泽东插话说：

“这里是天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邵式平接着说：

“我们在马垱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很好。你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啊！可就是那么一些人瞎指挥！”毛泽东又鼓励他们说：“你们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做宣传的。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可遗憾的是，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0军被留在中央苏区并被改编为红11军了。方志敏虽然重组了红10军，但由于失去了主力红军的支持，赣东北根据地不断被削弱，终于被王明路线断送了。这是后话。

且说“负指挥战争全责”的周恩来及朱德、王稼祥等人，面对国民党军的巨大压力，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

这正是：哇喇喇四十万兵来势凶，黑压压乌云压境胆魄惊。看毛公羽扇轻摇，面授机宜，管教你舒愁眉，破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