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是怎样确定和变动的？

像美国沃尔—马特百货公司，年营业收入1400亿美元，占美国零售业的1/3。它以OEM方式向中国厂商下西服生产订单，每套10美元，然后贴上沃尔—马特规定的商标以50-100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这不是中国西服厂给沃尔—马特这个特大推销商打工吗?

　　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因为有较大自由度而拥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而是因为其所掌握的特殊信息。典型的如会计，小企业的会计和大企业的总会计师都掌握着企业财务的核心机密，哪些不该列入成本的列入了成本，哪些应该缴纳的税款没有缴纳，对下欺骗雇员，上对欺骗工商税务，全靠总会计师一本账。正因为如此，总会计师就具有很强的谈判地位，他完全可以使老板受到控告或遭受巨额损失，也可以为老板调度好资金节约大笔开支。老板懂得其间的利害关系，也总是给总会计师(现在又有个新词叫首席财务官)以高额报酬。严格地说，不仅总会计师是靠特殊信息获得高收入，而且掌握核心技术的总工程师也是靠信息吃饭。过去师傅带徒弟，总是要留一手。这一手就是师傅得以控制徒弟，继续保持作为师傅的高收入的关键。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一手就是技术垄断。现代大企业里的总工程师同样是凭着技术垄断地位，享受着高额收入。由于各自利益不同，企业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核心机密，不同的人凭借着不同的核心机密拥有较高收入。不仅如此，竞争即战争，要在竞争中获胜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知己知彼”，即需要获取竞争对手的经济情报。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意味着，企业内部信息具有重大价值，而掌握这些关键信息的内部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额外的讨价还价资本。

　　对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来说，他往往既拥有巨大的自由度，又掌握内部关键信息，其决策和行动常常涉及到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赢利或损失，影响着企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就获得了极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们的年薪可以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以前，这些高级经理多多少少不敢以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自由度)要求巨额薪水，多多少少受到服务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哲学流行的近二、三十年来，高级经理们放手追逐个人利益，其薪水直线上升。在美国，1980年时，经理人员薪水与工人工资的比率是42：1;到1990年，已加倍至85：1;到1997年，这一比率翻了两番，达到326：1;到1999年，更达到475倍。而在日本，这一比率虽然也急剧上升，但同一量级的高级经理的收入总是远远赶上不美国，因为日本企业比较讲求人情味、家族感，其高级经理一般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有着感情联系。这意味着，社会哲学和价值观对于收入的形成和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珠江三角洲服装厂的苦力劳工到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的两极。在这个食物链上，服装厂的老板收入(利润)可能还不如沃尔—马特属下任何一位超市经理的工资高，也不如沃尔—马特地区配售中心配售员的收入高，而服装厂的老板却承担了剥削苦力的资本家的全部罪恶名声。事实上，服装厂老板有点像屠夫，鲜血淋漓地宰杀着打工仔，而那些超市经理和配售员则是厨师，真正享用鸡鸭鱼肉的是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和大股东们。当然，屠夫总比鱼肉强，厨师总比屠夫强。

　　在这条食物链主链旁，还衍生出来一系列辅链。例如，给屠夫提供砧板和操作间的房东，在一旁协助屠夫按住牛羊不让其反抗的维持秩序者，在一旁安慰牛羊让他们安静地上砧板的麻醉师，运送牛羊进厨房的卡车、船队和相应的司机、船长，在厨房里作进一步整理(比如褪毛，贴上商标什么的)帮厨，以及准备燃料、调料、油、锅、勺等用具的仆人，然后才有掌勺的厨师出场。这些厨师、帮厨、仆人、司机、屠夫、房东、维持秩序者、麻醉师们在喂饱了主人的同时，自己也按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就要求洗澡、按摩、性交和其他声色刺激——当然按优质优价原则，形成了庞大的服务行业。当然，还有庞大的牛羊群在屠宰场外等待宰制，因为已经没有草场可供他们栖息繁衍了，只有屠宰场里还有点草料。

　　这就是所谓在全球物质能量变换及争夺体系中主导权高低强弱和收入多少的关系，而这正是各国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萨缪尔森列出了如下工资国际比较表：

　　地区 制造业的工资和福利(美元/小时，1995)

　　西德 31.88

　　日本 23.66

　　美国 17.20

　　意大利 16.48

　　英国 13.77

　　韩国 5.25

　　墨西哥 1.51

　　印度 0.71

　　为什么墨西哥的工资这么低呢?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本比较少：很多道路没有修养，很少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很多设备陈旧而且缺少保养，并且墨西哥平均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差很远，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不识字，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边际生产率比较低。”(第186-187页)然而，在通用汽车公司墨西哥装配线上工作的墨西哥人和底特律装配线上工作的美国人干同样的活，有同样的边际生产率，为什么墨西哥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1/10呢?事实上，正是由于分工的细密化，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充分胜任，这才使跨国公司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

　　墨西哥工人和底特律工人的工资差距说到底是田奴和家奴的差距。田奴并不比家奴笨，工作还比家奴更艰苦，但田奴的处境则远不如家奴。家奴离主人近，反抗主人的机会多，能给主人造成更大损失，或者，如果家奴踏踏实实为主人工作，给主人带来的服务更直接、更周到，因此主人要用较好的待遇笼络家奴，使家奴在田奴面前感到自豪，从而更安心为主人服务。美国工人虽然经济地位与墨西哥工人一样，但政治地位却较墨西哥工人高。他们与老板有着同样的一张选票，如果老板对工人太狠，工人有可能选举主张累进所得税和高福利的政党上台，削弱老板的经济力量。工人如果罢工，老板还不敢过分严厉地镇压，因为这样就激化了社会矛盾，撕破了“一家人”的脸面，使老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也不断威胁并且实际上大量地将工厂外迁到墨西哥或印度，使底特律失业工人不断增加，工资不断下降，但是毕竟这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使美国工资水平下降到墨西哥水平。美国国内还有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牵制着美国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同时，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也在下降。因为随着美国工厂迁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本国企业被纷纷挤垮，被挤掉的岗位远远超过新增的岗位，失业大量增加，使墨西哥工人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少数墨西哥人成为美国老板的国外家奴，从而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可能。因为美国公司来到墨西哥要保持一个友善的、非殖民的形式，需要雇用墨西哥人做管理人员，这部分人的地位就可以上升。

　　概括地说，工资其实是价格的一种，和其他的价格一样，工资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复杂的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该平衡点有利于掌握较量主导权的强势方。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在每个人都利用主导地位谋取利益的情况下，工资必然呈金字塔分布。

　　萨缪尔森说：“非常有趣的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自从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这是违法的。你并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必须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如果说房子、土地、设备等其租金可以事先一次性地谈判确定的话，雇员“租金”的确定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时每刻会发生变化，因为雇员和老板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雇员进入了像珠江三角洲那样的血汗工厂，老板用没收(“代为保管”)身份证、铁丝网、严厉的规章制度使雇员的谈判力量削弱，则原先承诺的“租金”就可以大大削减。反之，如果雇员进入企业，掌握了专业技能，或者掌握了老板的核心机密，则该雇员的“租金”就可以上升。但如果“租金”时时都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就不再可以被称为租金。因为租金的特点之一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其实，不仅雇员的工资随着力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奴隶的处境也同样随着力量对比而会发生变化。雇员和奴隶的区别在于雇员可以有选择老板的自由，因此雇员的被主导强度有极限，超过这一极限，雇员有就可能另选雇主。而奴隶由于没有选择奴隶主的自由，其被主导性就没有极限，直至奴隶可以被任意贩卖、杀害。但是雇员和奴隶也有其相同点，他们都处于被主导地位。在改善自身地位的斗争上，雇员和奴隶的斗争又有相同特点。奴隶的弱势不仅表现在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更体现为奴隶对自身弱势的确认上，觉得自己生来是当奴隶的，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这正如雇员觉得自己受剥削是应该的，没有受剥削的机会，连工资都没有一样。一旦奴隶们被“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所激动，奴隶们的反抗性就增强了，其地位就会有所改善;一旦雇员觉得光看自己的钱包还不够，还得看看老板的钱包时(这就是平等意识)，雇员的地位就会有所改善。这才是劳动力“租金”的本质。当萨缪尔森用“租金”将工资的冲突本质掩盖起来时，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