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由原冯玉祥部队收编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内的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他写道： “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说：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 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第答： ‘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 ‘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 毛主席高兴地问： ‘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 ‘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 ‘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 ‘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 ‘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 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 ‘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主席称赞说：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 ‘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 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 ‘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12月14日晚，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趁第26路军总指挥兼27师师长高树勋去南京治病的机会，设盛宴招待驻守宁都的第26路军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 这就是赵博生与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一起领导的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东慈庄。18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23年冬转到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10月，赵博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早晨，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当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 刘伯坚，四川省平昌县龙冈寺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 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关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 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他把3000多元的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 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问道： “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 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萧劲光说： “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 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 “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 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 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 “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 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 12月底，毛泽东要傅连暲在汀州万寿宫开办了中央红色护士学校。 就在这时候，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他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时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感慨地对毛泽东说：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 “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来苏区前，也主张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后，根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就改变了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说： “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立即复电周恩来，要求说： “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1月10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 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 此时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崑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红军进攻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已命令马崑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17县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 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马崑的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崑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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