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其实，民主化与私有化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经过这一场“肉食者”的游戏，无论是“民主”还是私有，已经和“摆脱了束缚”的下岗工人们没有干系了，这里的“民主”私有化不过是骗人的空心汤团。再来温习一下《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此种论调吧：

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

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迷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好一个铁的逻辑！这就是秦先生“唱”导的“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只是，这样“民主”私有化的“启蒙”之歌似乎并不是唱给工人听的，那么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到底是唱给谁听的呢？到底是谁愿意“分家”？“失去保护”的工人阶级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有效地反对“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扫地出门的方式”？既然已经从制度上取消了工人们的平等地位，“掌勺者”独霸已经是必然，反“掌勺者”的理论正是以此强化了这一霸权秩序。“宪政民主”是可以建立在“大家长”与“子弟”们实质性的阶层等级制度上的吗？这个理论的前提恰恰是要抹杀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性质，其逻辑悖论不过以另一种“专制”作为所谓“宪政民主”的前提。除了强占一个道德制高点外，这样的理论实质上正是对“权贵私有化”的最大掩护。

明了这些道理，可以来看秦先生骇世惊俗的如下说法了：“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 贫民窟体现了自由和“正福利”，而传统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和今天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特别是在重庆）都不过是“负福利”，——这样的理论的确需要结合秦先生的“启蒙”思想和历史观才能够充分理解，据称这就是为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只是秦先生为之积极建言的深圳市政府至今仍不肯采纳这样的美好主张，怕是辜负了这片春风最早吹绿的城市。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很大意义上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性质转变为类似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即所有权是国家，委托给私人经营或者出售。按照温铁军先生的观点：如果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话，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至2004年，郎咸平起而质疑中国的国企改制，抨击国有企业的私人“保姆”变成了主人，导致国有企业的产权恶意变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对此，秦先生的高论如下：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

但实际上，郎咸平所说的“保姆”和秦晖所说的“掌勺者”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其逻辑起点根本不同。郎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以国有资产属于作为主人的“国民”为前提的。而秦先生的前提认定：所谓“国民”不过是空洞的“宗法农民”，是专制名头下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首先需要改造的对象，国家作为掌勺者必然是专制的家长。国有资产本身就是原罪，国资私有化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民主”只能来自“私有化”，——秦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类主流观点其实正是中国出卖国有资产的前提，即权贵私有化的前提。它已经预先排斥了所有可能的实质性民主，“民主”已死，那么剩下的只有私有化，它除了是权贵私有化，还能是什么？这样，高唱“民主”的“私有化”论调正是现实中“权贵私有化”的前提，没有这样美妙的“民主”论调为挡箭牌，任何意义上的国企私卖根本就不可能。

而所有这些主张据（秦先生）说都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因为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会喜欢“权贵私有化”。秦先生辩白说，他的“民主”私有化方案是要经由“公开拍卖”这些“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但是，为什么按照这些“民主”原则“分家”的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却并不成功？模仿一下秦先生的提问：为什么有了宪政民主这个“自由”的保证却仍然制约不了转轨中寡头们的“权贵私有化”？秦先生的回答不意外，这是因为“内部人私有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实行了“宪政民主”的“私有化”却依然解决不了“内部人”问题？因为他们的改革（改造）还没有到位，民主得还不够，法制得还不够，只要继续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改”下去，普世道路必然实现。

这种回答一点都不新鲜，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归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这正是国际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观点。 不仅如此，因为新自由主义总是要寻找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另寻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这样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他们赞誉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危机发生后，他们便斥之为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全盘改造成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已经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重新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混乱的私有化规划。一直要到了类似后苏维埃振荡疗法的灾难已露出苗头，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家给收购了）。”

其实，无论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败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其前提都是预设了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好”资本主义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没有达到，不是那个图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够好，——你永远都不够好，这样削足适履的“普世”理论确实可以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这就是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成功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