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其实，把秦文用的董正华教授的数据与我引用的数据比较一下，其实基本吻合，——但是，我的文章后面还有：“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也就是说：美国式租佃农场模式主要是指：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靠租用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再仔细看董教授给出的数据：

《农业普查》所显示的另一些数字是：从1949年到1997年，完全为农场主自己所有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full owners）一直占农场总数60%左右(57.6%-62.5%)，拥有土地比重从40%下降到34%（1978年最低，为30.6%），平均规模则从136英亩增加到276英亩；农场主拥有部分所有权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part owners)从15.4%增加到30%，占有土地从40%增加到了54.5%，平均规模从512英亩增加到885英亩；租佃农场(farms operated by tenants)从27%下降到10%，占有土地从20%减到11.6%，平均规模则从147英亩增加到566英亩。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农场主完全拥有产权的农场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是拥有土地的比重却只有30%左右，属于土地规模只有200英亩左右的小农场，而部分拥有产权的农场数量却上升到超过一半，而且都是土地超过8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我和董教授虽然数据的来源不一，但大致接近。而根据美国联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国农业统计》，1999年，“主要依靠租用别人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已经上升为61.6%，而土地所有权全部属于农场主的比例则下降为25.6%。 董文所说“自由的家庭农场”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50%以上，其实就是指部分产权拥有的农场，而不是完全产权拥有，——秦先生误读了。也就是说，完全租佃制和完全自有地的农场模式都在持续萎缩。那么部分产权的大农场主是属于租佃农场主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和董教授的分歧所在。从美国农场产权发展的历史看，美国中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通过小农场的自由竞争兼并形成的，而是受制于高度市场化下的金融关系。部分产权拥有的大农场特点是家庭式农场，这正是美国式道路的特点，也是要害所在。董教授认为家庭农场可以走上现代化农业之路，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家庭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特别的优势，这一点我很赞同，无论是美国还是东亚、中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家庭资本主义大农场的模式可以打破我们对农业资本主义公司化的迷信。但是，我们并无法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东亚的自耕农模式和中国家庭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可以走上“美国式”现代化农业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这样的推论都不充分。中国取消公社制度，国家退出，回归土地细分的家庭式承包制，其制度安排并不是从发展现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农业来考虑的。为什么东亚和中国都无法出现美国式的、保留家庭方式的部分产权租佃大农场？这正是美国的资本、租佃与农场的关系所决定的。即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抵押-租佃方式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和土地，并以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互相配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这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最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农场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只有越大才越有能力获得金融资本，而扩大的方式则是土地租佃。

美国中西部的租佃式农场最早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宅地农场主的土地抵押，以换取农业发展的资本，因为债务破产转变为抵押-租佃农场。另一部分是联邦土地分配制度导致的大部分国有土地被转为大土地投资公司手中，它们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租佃获利。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起飞，农业市场空间巨大，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农业资金缺口，因此引发了巨额的金融资本西进运动，农场主的收入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19世纪末的两次金融危机，抵押市场和金融市场崩盘，农场破产率达一半左右。由于农场主抵押借贷超过了崩盘后的土地价格，抵押公司以加倍利率来抵消损失，所以幸存的农场主宁可失去土地所有权，到19世纪末，约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从乡村流入城市。这一幕其实在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已经重演，只不过这次是房产。不同只在于，获得所有权的抵押公司和债权人成为新的不在地主，农场管理权还保留给失去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主，因为农地需要经营。

其实，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用租佃方式获得资本，其产权依靠部分抵押部分来扩大规模，其实质是资本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利润，因此东部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互为条件。只是与秦先生所引据的马克思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同在于，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方式演变的，它也是超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式大农场破产解体的后果。1880年代红河谷地区出现了土地公司直接经营的超大型农场，它们可以不借助抵押公司直接得到东部的资金来源，聘用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规模从数千英亩上升为数万英亩，采用的是工厂企业化的雇佣机械化生产，是完全摆脱小农生产方式的企业化和社会化农业方式。但是，正是因为它对资本的依赖更甚于家庭农场，一旦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而家庭农场可以兼业、兼种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其家庭内部成员的劳动不用受制于雇佣关系，因此更能抵抗金融危机。1890年代末，农产品价格下降，东部投资者抛售土地公司股票，资金源中断，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就纷纷解体为租佃农场。

以上这些材料我在七万字的文章中都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过。秦先生在批判的时候，为什么无视上述内容呢？这本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今天美国农场的情况，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周立教授2007年经过一年在美国的考察，给出了更具体和详尽的描述，它们从整个资本主义食物价格体系中所获只有5%。因此，要不变大，要不就灭亡，成了美国资本主义农场的生存法则 。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我把40%中国农民与7%的“非农民”相加，是我没有注意40%指的是占世界农民的比例，我感谢秦先生的指正，并会在再版时修订。但是同样，我的基本论点并没有因此改变，即秦先生“以世界40%的农民‘养活’世界仅仅7% 的‘非农民’”，并不包括农民自己的算法，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就。占世界农民40%的农民首先养活了自己，这一点需要价值重估。如果扣除农民自己来评估中国的农业问题，其危险在于，这必然导致把中国农民的吃粮问题推向市场化来解决，这样产生的粮食危机将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必须拒绝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秦先生的设问道：“新乡土主义”新在何处？如果传统小农经济那么好，过去的革命和革命后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为何来？”，由此得出结论：“她喜欢的是……1861年以前的俄罗斯！”首先，新乡土主义绝不是简单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只要读过《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一文的读者就可以明白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是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毛泽东时代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的农业道路：从斯大林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也有重要的区别，不容混淆。至于如何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它究竟从何而来，应该如何进行？走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究竟能否行得通，正是本人在七万字文，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致力探索的问题。至于既指控我喜欢“传统小农经济”，又说我“喜欢官办的、农奴制的公社”，纯属逻辑倒错和时空倒错的结论，

最后是一个建议，既然檄文中苦心孤诣把我和所谓“抄袭案”联系在一起，请秦先生响应朱学勤先生的号召，学习方舟子先生的榜样，到我服务的大学实名举报，而不是在媒体上含沙射影；否则，涉嫌诬陷，——请秦先生任选其一。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势力通过大众传媒掀起欺骗与构陷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其理论穷途末路的标志呢？但是靠这样的手段，却无救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样的行径是对任何“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践踏，是彻底的反自由主义，——这才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