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秦先生是否要把前民国时代和前毛泽东时代粮食总产值的数据拿出来比一比，以证明我们的农业总产值不可能下降？大家尽可放宽心！

整个这小节还充斥着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吕新雨既责怪苏联集体农庄卖粮太多，实物（粮食）分配率低，又责怪它没有实行“按月支付报酬”。她竟不知道只有货币报酬才便于实行月薪，在实物分配时代粮食哪有“按月支付”的？吕新雨显然从未当过农民，不知道我国的人民公社当年只有“年终分配”和多熟制地区的“夏收分配”，我插队时农民羡慕供销社职工的说法就是他们可以“月月添熟”。而苏联农民当时未普遍实行月薪制，也恰恰是因为“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实物分配比例还不够低，货币分配的比例不够高。

这一段指控很无理，根本不顾基本的史实。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管理，改革了集体农庄年终分配制度，1956年苏联决定实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即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构成。集体农庄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预付基金来源于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金，苏联银行对这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务，以保证兑现。 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报酬中的比重达62%。 作为历史学家的秦先生怎么可以用他在中国“当农民”的经验就推断苏联的历史呢？这个制度是否成功，另论。但是这个改革本身却是基本事实。

秦先生否认赫鲁晓夫时代农业出现凋敝，是因为：

农业生产率越高，所用劳动力越少，在吕先生看来就越是证明“农业凋敝”，照此看来生产率最高农民最少的美国农业当然比苏联更“凋敝”得多，而我国改革前80％的劳动力搞饭吃还解决不了粮食供给，当然就是“农业繁荣”之证了。

以上驳论针对的是本人如下叙述：“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事实究竟如何？ 来看俄罗斯农业专家给出的这一段材料，可以与《苏联改革兴亡史论》的材料互相印证：

“50-60年代之交，随着农业改革的空转，违背1953年九月全会的原则，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城市的流动在加强。农村人实质上具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在此条件下，开始出现了自发的、不受国家调节的流动。流动的理由十分充分。这里既有已经谈到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一些消极后果及对从事个人副业的人利益的侵犯，也有在扩大集体农庄，特别是强迫一些村庄搬家时所犯下的不应该犯的错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64年离开农村的700万人当中，有600万人年龄在17-29岁之间，也就是青年人。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城市的农产品消费者在增多，而且最危险的是，农村劳动生产率因年轻人流失，农村人口老化而下降。1962年，出现了战后时期国内城市居民数量第一次超过农村居民数量的情况，两者的数量相应为1.112亿人和1.086亿人。”

……

这样，由于客观原因，也由于主观原因，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居民的需求，也不能满足畜牧业部门对饲料的需求。

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其思路正是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来对待农业和农村，——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即对现代化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盲目崇拜，正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引以为戒的。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对上述材料的概括性内容再多一些解释。

赫鲁晓夫最著名的改革有强制实行集体农庄的合并，把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伴随着这些合并的则是乡村居民离乡背井的迁徙。建大型的城市化村镇，把农民从分散的小村庄迁移到大的城镇居民点，禁止个人副业经济，取消集体庄员的宅边地、自留地，如果土地太远不方便干活怎么办？建“野外营地”！而消灭村庄，推广“观赏性的农业城市”却演变成一场灾难：

“合并扩大了集体农庄，放弃了村庄，使它们荒芜了，本来近在咫尺的乡村面包和新鲜的牛奶，结果却要从城里运来了。当然，开始出现运送间断的情况，也出现了排队购面包和牛奶的现象，这在过去农村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这种做出来让人看的生活，往往是动用警察把人们迁到围墙下有公共厕所的公家的住宅楼去。与此同时被离弃的村庄被宣布为没有前途。院子里长起了飞蕨，广播电杆歪斜了，倒了，水井填了，学校教室被钉死了，风吹动着它屋顶上方被遗忘的发白的旗帜。”

这样的强制城市化，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在做呢？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取消国家办的拖拉机站，把所有的农业机械设备强制卖给集体农庄，目的是为了提高机器使用的效率。但是，这却消耗了集体农庄在1954-1955年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积累的财力，——这本是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给农民的大红包，即大规模提高国家食品采购价，——这也是秦先生高度赞扬的。但是，结果却是：“如果有一些‘百万富翁农庄’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了好处，那么绝大多数农庄陷入危机境地”，“集体农庄的债务成为它们后来几十年的沉重负担。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经常谈到集体农庄‘亏损’，就产生于赫鲁晓夫把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大部分作为国家雇员的技术专家离开农庄去了城市，“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变成和农庄庄员一样的人。紧接着设备立刻就停止使用，因为没有了专业服务。从20年代末起，1958至1961年间第一次出现了减少农业机器总数量的情况。” 而失去了市场的农机生产厂商也因此大大萎缩。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发展目标，到1982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还在《苏联粮食计划》的框架内再次提出，“这表明赫鲁晓夫三十年前提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众所周知，1982年至1990年的粮食计划也没有完成。）” 即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的粮食目标，直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都没有完成。

试问，出现这样的局面究竟是属于农业“凋敝”，还是属于农业繁荣？赫鲁晓夫时代的农业状况，可以用“劳动生产率高，所用劳动力少”的美国式模式来解释吗？恰恰相反，正是赫鲁晓夫推行“美国式道路”的失败，才导致其农业改革的破产，——这才是我和秦先生最关键的分歧！从这里，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先生不惜以违背历史基本事实为代价为赫鲁晓夫辩护，他是要为赫鲁晓夫推行的“美国式”农业改革道路辩护。

至于改革前中国劳动力的80%都是“搞饭吃”的农民，这一数据也违背了他自己反复声称的70%，这凭空多出来的10%，又从何而来？秦先生的证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