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其实，秦先生应该直接引用前辈学者高方教授在2003年的书评《从斯大林功过看苏联兴亡——评<苏联兴亡史论>》 ，该书评已经用专门一节指出了该书的欠缺与差错，包括尼古拉三世的失误。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余字，给人敢立新论、耳目一新的震动”，是富有创新之作，——这样的结论大概是秦先生不予引用的原因吧。另外的代表性书评是郑异凡教授《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 ——读<苏联兴亡史论>》 ，郑教授指出该书2004年再版的时候已经接受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修订了某些不准确的说法。尽管郑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但是对于该著作的学术水准是充分肯定的，“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上，我们听到了颇有分量的、较为系统的另一种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论》把我国苏联剧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关心苏联剧变的人士一读的学术著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本书已经解决了人们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说本书已经十全十美。” 这些都属于正常和真诚的学术批评。从学术界的评价来说，该书已经被公认为重要的标准性成果，2009年北师大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在《国内学界近三十年俄国史研究之思考》 的总结文章中，把该书与曹维安教授的《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等书并列为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著作。但是秦先生自视甚高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性之路》一书，却并没有被提及。这些学术界的评判，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对于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虚心接受，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但是利用学术批评来扣帽子打棍子，则是另当别论。

现在来看秦先生涉及到1963年问题对我的“校勘”。请注意这里面藏着的玄机：

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天下奇谈！整个这段话几乎句句硬伤，错得让人不忍卒读。本来，吕新雨对苏联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这段话出注说是引自《苏联兴亡史论》第562-563、634-637、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是这本书虽然号称“国家重点课题”，又是由专出“官书”的中国第一号出版社出版，却偏偏硬伤极多，行内人早就指出它连俄国沙皇的顺序都颠倒错乱，还闹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参见北大刘祖熙教授致人民出版社函]。而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例如“1954－1959年间，苏联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70％的速度增长”]，我的天！连续六年几乎每年翻一番！还是农业！诸位看官你们相信么？

如果读者没有被秦先生非凡的“修辞”惊呆了的话，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史料问题。一个涉及到1963年的粮食产量，一个涉及1954-1959年的苏联农业产值。但其实，我的文章仅仅涉及第一个问题，即1963年问题。而1954-1959年苏联粮食产值问题，我的文章里根本就没有涉及！既然与我的文章无关，怎么怪罪于我呢？秦先生的发明是找到我的引证涉及的页数，然后声称：“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让读者误以为：首先，这里有“比比皆是”的硬伤；其次，这些“硬伤”都是我文章里引用的。事实是，秦先生费尽心机找到的两个“硬伤”，其中一个与我的文章毫无关系。

来看这个与我文章有关的“硬伤”。

我在文章中引用《苏联兴亡史论》中关于1963年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经秦先生查对，应该是分得的粮食报酬不到战前的一半，是我引证疏失，就此而言，也仅此而言，我欢迎秦先生的教正。但是，既然明知道是引证疏失，并非有意，又何以得出秦先生的所谓“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原文”、“凭空捏造” 的结论呢？正是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我对所有的资料来源都给出了出处，以方便核查。如果引用有误，自然应该改正，但这和“凭空捏造”是一回事吗？相反，秦先生文章在引证时却常常不给出处，该作何说？何况，集体农庄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与粮食总产量之间是高度关联的，我的基本事实判断并没有错，即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到1963年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相比较于秦先生认定凡说赫鲁晓夫时代农业有危机就是“偏见”和“反修”话语，——就这样的判断而言，究竟是谁更“错”！

既然秦先生查明了事实，即1963年农民所得粮食报酬只有战前的一半，为了避免读者因此得出悲惨的结论，秦先生辩护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生活不好，因为他们还有粮食以外的报酬，他们有货币化报酬！“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本身也是一种进步”，“（1963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战前，该年庄员包括货币的总报酬按西方标准的确很低，但仍高于丰收与正常年景的此前三年”。但事实是，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五年后的1963年，增加到1.89卢布，五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每年增加7戈比 ，这就是秦先生为赫鲁晓夫农业改革辩护的“进步”，——七戈比。

再来看秦先生校勘出的另一个所谓“外行话”：

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又说外行话了！苏联农业的确是效率低下，你可以说是增长率下降，乃至趋于停滞，但是说产值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又是信口开河了。苏联农业产值按可比价格计，战前最高值是四百九十三亿卢布，赫鲁晓夫时代的1961－1965年平均为八百二十八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1980年平均为一千两百三十七亿卢布[A. M. 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61页]，这是“大幅下降”？！）

我这句话的依据来自以下资料：“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谷物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26.4%和3.1%，这使得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3.4%。” 请问农业增长率会下降，农业产值为什么不会下降？难道农业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农业产值却是上升的？这里，秦先生其实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我说农业产值下降是指在勃涅日涅夫时代，但是秦先生却把战前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数据拿来比较，从而得出苏联农业产值是上升的，所以吕新雨又“信口开河”说“外行话”了！好吧，举一个今天中国的例子，温铁军教授曾在2001年指出：

“去年末中国粮食总产值下降9.9%，产量减少960亿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仅是理论界，决策界也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