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五一六通知” 胡绳的《七十年》说：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的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屐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 （第411页） 本书原文说：“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主要是指这个文件的最后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无非是说：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思想、代表人物，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批判？这怎么就混淆了是非？ 文件中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含义应该是限定比较严格，专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把这样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就混淆了敌我呢？ 至于到具体的人，谁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谁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不仅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指人，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由中央定性作出结论的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在运动中，由一些群众贴几张大字报，说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通通都是作不得数的。 四、毛泽东关于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的批示 本书原文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这篇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 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认真贯彻“通知”的精神，而是一味地强调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准开大会、写大字报。綑住群众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张大字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批评。 现在人们都知道，当时，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也是按照党中央在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等人的指示进行工作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张大字报的立场，纠正刘少奇等人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乃至全国开展起来。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群众真的行动起来了。 五、关于“在五十多天里” 胡绳的《七十年》说：六月一日以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老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翻译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事先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第413页） 本书原文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群众行动起来了，在少数人中出现了“乱打乱斗”的现象，一些人抓住这些现象就称文化大革命是“大混乱”、“大动乱”。其实，这种所谓的“混乱”、“动乱”，首先是在中央以及各级领导层中，一些人指使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和一些“积极分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在学校就是教师，甚至是学生。一些被打击的群众就起来反对工作组，工作组又把这把这些“反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些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人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党委为他们平反。斗争最激烈或有坏人插手的地方，就发生了“乱打乱斗”，甚至“乱抄乱抓”的现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的实际情况。而这些情况，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出版的各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读物中，都尽量不说。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如果把这些真实情况摆出来，要想“彻底否定文化节大革命”，就不那么容易了。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四、关于“给江青的信” 本书原文对《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加了几段评论，它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 这几段文字虽然不算短，但它并没有真正说清楚毛泽东的这封信的主要思想。 这封信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一、 报告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八日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二、 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并不是无产阶级要乱，共产党要乱，而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牛鬼蛇神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呢？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共产党人对待这种“乱”采取什么态度？首先是不要怕，怕也没有用；其次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步骤，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去争取新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结束了呢？不可能。经过若干年后，大概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为止。 三、对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认为不妥；“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四、对林彪在讲话中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感到不恰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为什么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 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态度：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六、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估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为什么说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不同于“实战”。为什么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呢？这同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判断是有极大关系的。虽然后来说“炮打司令部”，但他并不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的被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篡夺了；虽然后来说“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并不认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这种“炮打”、“批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演习”罢了。这种“演习”打破了常规、造成了某种混乱，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认为，从这次“演习”中，“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怎么也不敢想；中央还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七、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虽然是两句老话，不仅对当时指导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当今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