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四）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继续加温，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评价

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对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就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发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一九八0年以后，右派当权的人物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胡绳的《七十年》概括地反映了这种观点：

“‘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造成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第408页）

二000年，邓力群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但指导这个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他的这种认识虽然仍然属于“反文革”的范畴。但仍不为右派主流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所采纳。

二、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第410页）

本书原文说：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本书原文抓住了《纪要》中的一句话：“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把毛泽东说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换成了另外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纪要中的这句话，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评价不高，对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联系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情况，特别是这些年来，文艺领域中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不由得人们不信服《纪要》思想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