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四）

第六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是支持还是反对群众运动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他在不久后还说到：“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