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四）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第三节    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当然搞四清好。”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第四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纪要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