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三十八章论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领导全党逐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七节来读。 第一节 重上井冈山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 “犹记当时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第二节 加强备战工作和防止出修正主义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