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5章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 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 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话说1930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1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士变更。 原来在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代表20人，共计36人， 刚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全会撤消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 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再说9月28日，红1、3军团到达袁州。 9月29日下午，红1方面军总部下达了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于当晚到达红1方面军总部。 周以粟带来了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过的8月29日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在“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 由于交通阻隔，中共长江局和毛泽东等人尚不知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这周以粟不是别人，他原来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在前线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周以粟，为了说服周以粟，让他改变主张，就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最终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周以粟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周以粟也是一位勇于服从真理的人，他原来是立三冒险主义计划的坚决拥护者，现在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了。 可是在第二天，不少人知道了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在红1方面军内部又产生了维持原议攻打吉安和回头攻打长沙或南昌的争论。为此，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 由于毛泽东事先已经说服了周以粟，所以，周以粟在会议上不再坚持中央的计划，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转过来帮助毛泽东说服了3军团的一些领导人不要再去打长沙或南昌，而是去攻打吉安。 周以粟后来还感慨地称赞毛泽东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 于是，袁州会议决定：先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株州会议的决定，去攻打吉安。 吉安是一个被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根据地，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占领。红军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围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9月底，红1军团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担任攻打吉安的主力；红3军团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担任切断赣江交通和阻止敌人增援吉安的任务。 毛泽东、朱德和参谋长朱云卿率领方面军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迎面走来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李文林数月前参加过上海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负有传达会议精神的使命。他告诉毛泽东说： “中央还是要红军去打南昌。” 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 “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李文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道： “那也只好这样。” 1930年10月2日，红1军团兵抵吉水阜田。 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战斗部署是：红4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进攻；红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进攻；红3军与红12军为右翼，向神岗山、天华山一线攻击。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部署所有地方武装和暴动农民军一起进攻吉安。 吉安城守敌邓英部不足3个团，另有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县警察大队。邓英虽然凭借赣江天险和7道壕沟的外围纵深防线，在口头上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虞”，但实际上他却早已被围得整日里提心吊胆了。 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一声令下，红1军团和10余万地方武装、暴动农民军向吉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用刀斩断敌人的电线，用稻草填满敌人的壕沟，用竹竿捅破敌人的电网。经过1天的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人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 邓英见势不妙，在白鹭洲利用夜幕掩护乘船溜走，红军沿岸追击。午夜12时，红1军团乘势攻占了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进驻吉安城。 红1军团攻占吉安后，周围几个县的靖卫团都跑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到处都是红旗招展。红1方面军发展到5万多人。 10月7日，十余万工农群众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庆祝胜利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怀、古柏等53人为省委委员，曾山为省苏维埃主席。 中共地方党组织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行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秘书长兼党团书记。 毛泽覃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二三百人。 毛泽东在吉安期间，有一则趣事，是贺子珍在几十年后亲口叙述出来的。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再说原先红3军团同意攻打吉安的一些领导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这也是中央的指示。现在，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这些人提了出来。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红1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 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报告了袁州会议的情况。他写道： “我们在袁州束装待发时，长江局派来周以粟同志赶到袁州。经过周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一番，仍决定夺取江西政权。1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3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等。” 10月17日，毛泽东率总部抵达峡江，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时局、行动、土地、资本等问题。 10月19日，毛泽东在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扼要记述了峡江总前委会议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总前委本月17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 “关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队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 “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均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关于资本问题，“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的阴谋。” 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 就在19日这一天，红1军团从峡江出发，向清江方向前进。 10月21日，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 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了两天总前委会议，对于红军的行动问题，与会者仍是意见不一。 就在此时，毛泽东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就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而且他还发觉，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因此，毛泽东立即果断地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 毛泽东已经得知下列情报：“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5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19日相继开至九江。” 又据报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亦有来赣之说；公乘藩师现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部，分宜有其先锋部队约1营。” 原来，蒋介石一直视“朱毛军”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没想到现在却成了“肘腋之患”，非“剿除”不可了。他恨不得马上发兵剿灭。 蒋介石早在1930年8月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一直到了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取得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的基本胜利。至此，蒋介石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了。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中说： “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暂以7天为期（如延长则另有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适时而巧妙地使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自此，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的5万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10月25日，红1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毛泽东在罗坊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的报纸和情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混战，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其先头部队已到清江，与红军一江之隔，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这一天，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新余县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还有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粟，中共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20多人。 10月26日，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决议中写道： “我们对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使蒋介石有从前线大量调动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 “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的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 “江西党与1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毛泽东巧妙地通过罗坊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军事冒险行动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势，说明红军的行动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确定自己的战略进攻目标和战术原则，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再一次显示了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这时，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围剿的态势已经形成，罗坊会议接着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仗该如何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根据地内部打？在与会者中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毛泽东的意见是： 在红军和根据地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 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主张红军应该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这个方针提出以后，到会的一些红3军团的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的方针不理解，他们大都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一带的人，不愿离开本区东渡，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布阵，由红1军团到赣江东，而红3军团则留在赣江西。特别是“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他们认为：这样会丢失大片的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 中共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也表示反对，他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迫使敌人转入防御。 10月28日，正当红1方面军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发布了命令： “1、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 2、所在赣之第5、第18、第50、第新5、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暂编入第9路军，统归该总指挥鲁涤平指挥。” 蒋介石在命令中所说的总指挥鲁涤平，就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这次“围剿”军的总司令。此外还有一个前线总指挥，他就是第18师师长张辉瓒。 蒋介石总共调集了11个师又两个旅计10万兵力，他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具体战略是：3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要“擒贼先擒王”，将朱毛红军“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而此时，毛泽东还在罗坊会议上向大家反复进行说明：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根据地，意在速战速决，迫使红军进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清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确定我们的战略。 毛泽东对于那些怕丧失土地的疑虑，费了不少口舌，反复地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说：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作战，这是消灭敌人，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红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被消灭了，敌人的守城工事也就没用了，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 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如果1、3军团分开作战，一次歼灭敌人1个师很勉强；如果两个军团合在一起，歼敌1个师就比较轻松。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泽东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1、3军团不能分开。有意见过河再说，但不能妨碍行动。” 为了使大家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在会上做了大量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了红1方面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和其他地方干部，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红军前敌委员会确定：红军退到赣江东岸，退到赣南根据地，“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敌之“围剿”。 这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红军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这个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0月30日，国民党军3路部队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1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开始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命令中说：“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使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工作时间，以1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命令规定： 第3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立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20万，发动群众。 第4军、第12军为右路军，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40万，发动群众。 第3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干扰敌人的工作，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以刚由赣南归红1军团建制的红22军，担任吉安城防，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陈毅以红22军军长兼江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第20军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保持联络。 各路在任务完成后，再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自此以后，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紧张地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的对付敌人“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还在根据地内部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1月5日，国民党围剿军开始向红军进攻了。 就在11月5日前后，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罗坊会议的决定，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预定地区转移，并向樟树镇、临川方向进逼。 11月7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 毛泽东派周以粟以中央代表名义，到3军团传达指示，要3军团东渡赣江。这时，在红3军团内部，还有不少人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而阵。彭德怀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率部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 国民党围剿军进到袁水两岸地区，企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根据地之外或边缘地区，这时才发现红军已经先期东渡赣江转移，第一次扑了个空。 鲁涤平发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就急忙调整部署：令第3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令第1、2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红军抓住敌人立脚未稳的机会和急于求战的迫切心理，在实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以少量兵力会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故意走一路丢一路烂草鞋、破衣裳、破斗笠，还设上一些番号多不胜数的路标，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虚张声势，阻击、消耗、疲惫、迷惑、引诱敌人。 总前委在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为了是要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消灭敌人，还是在根据地中心区域消灭敌人问题，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退却的终点问题。毛泽东反复考虑，还是实行“中心退却”好，退到根据地中心区，条件更为有利，消灭敌人更有把握。 1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南垄、龙冈地区转移，待机破敌。 毛泽东在吉安见到了红22军军长陈毅，他们2人住在一个小绸缎铺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毛泽东提到他和周以粟的争论以及如何说服周以粟时，陈毅说： “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要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了。” 11月18日至20日，国民党进剿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域做准备。 11月19日，毛泽东由吉安来到永丰藤田，与总部和红3军团会合。 有一次，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往君埠村走去，背后一个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着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一问才知道是毛泽覃所部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出了问题。毛泽东怒不可遏，当场让红军战士放了那位青年。毛泽东气冲冲地来到毛泽覃的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兄弟俩一吵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还责问弟弟说： “为什么不交书面报告？” 毛泽覃说： “没有时间写。” “为什么没有时间写，干什么去啦？” 毛泽覃提高了嗓门： “哦！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报告吗？你每天都要管呀？” 毛泽东也急了，斥责道： “父不在，长兄为父，我有责任教训你！” 说着挥拳就要揍小弟弟。毛泽覃年少气盛，也毫不相让，他大声说道： “不错，你是我的长兄，可以有家法，但这里是共产党内，不是毛氏宗祠！还有党章哩！党章上可没有这一条。我是要党章的，不要家法。” 毛泽东闻言，自知失态，方才罢手，并向弟弟认了错。 次日，毛泽覃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赔礼道歉；他还跟着青年来到了青年的家，老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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