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3章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话说在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断对红4军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因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反右斗争的影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4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扩大充实。” 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说，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李立三致函远东局，说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妨碍中国党和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改组，调回罗伯特。 立三路线的形成既有国际的原因，同时也有国内的因素：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两年，中国工农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同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政局一片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早在1930年5月中旬，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对于推动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会议又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继续贯彻上海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这一时期，中宣部的恽代英，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全总党团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都曾在不同问题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李立三给他们扣上了“右倾”、“右派”的大帽子，加以打击。 立三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暂且按下，容后再叙。 先说1930年6月，毛泽东、朱德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并应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率红4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长杭境内。这是红4军第3次进入闽西。 毛泽东关心的是闽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他一到闽西，就率领少数随从人员，经上杭县千家村、才溪，抵达长汀的南阳。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依据此时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局势，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 前委、红4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联席会议。 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过去田地之分配，没有做到抽肥补瘦的办法，贫农雇农所领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产异常之低，尤其是因为分田时要补还原耕种农民、多是富农的工资肥本，因此贫农雇农虽领了田地，却很难耕种，同时又兼以剪刀现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芜。” 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解决分配土地中这种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又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建立了工农银行，同时，还制订实施了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 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 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总结和肯定了赣西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议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正确的，说它有利于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末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 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只会对劳动力多的富农有利。 《富农问题》决议案规定：“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同时，在方法上，在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的一条，从而解决了分田当中，“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 《富农问题》决议案还写道： “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富农问题》决议案又批判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思想：“那种主张‘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决议案说：“农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开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着资本主义那条路跑的。“但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民权革命当中，建设了领导权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要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 《富农问题》不但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过渡到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流氓问题》决议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对红军建设的危害，同时明确写道：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 就在“南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代表涂振农来到了汀州县城，说要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 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汀州城继续举行。在汀州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历史上又称为“汀州会议”。 中央代表涂振农正是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精神，来到了“汀州会议”上。涂振农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区代表会议精神；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 涂振农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要扩大到50万，进攻，要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义。”“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们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军师团营连排实行三三制，“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 涂振农在“中央对4军的批评”中说，“4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4军是中国红军的主力。但红4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A.否认突然的扩大；B.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中说：关于4军发展的路线问题，“中央坚决地要4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4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4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的执行这一策略，如4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境，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4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地注意。” 红4军的任务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中共中央对红4军的批评和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压力已经是相当的大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于 1930年6月15日又发出了一封言辞更为激烈的《致4军前委信》： 闽粤委即速转4军前委： 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 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1、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地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一个真理。2、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3、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4、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5、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4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4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4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央 简直是泰山压顶！中共中央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强硬！ 毛泽东怎么办？他本来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心存疑虑。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红4军坚决不执行，只能导致红军的分裂，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在党中央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 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扩大整编问题，毛泽东感觉到：红军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游击战应该逐渐地向高一级形式发展，适当地进行扩大整编，对于攻打大一点的地方，推动革命波浪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中共工农红军第1路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正如后来朱德对史沫特莱所说：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还很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使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象我们这样心存疑虑是不对的。” 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第1路军下辖3个军、1个红军学校，共2万余人： 红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罗荣桓为代政委，军委书记；） 下辖3个纵队，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委；萧克任第3纵队纵队长。 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 红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粟裕为红12军第5支队支队长。 红军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家庭，原名萧玉成，他2岁时死了父亲，36岁的母亲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1920年秋，萧劲光和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由毛泽东、彭璜介绍到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萧劲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乌黑的短发，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的长女朱慕慈。萧劲光和朱慕慈结婚10多天后，告别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苏联学习，几个月后，朱慕慈也受组织委派赴苏。1928年12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异国降生。 毛泽东在成立红军第1路军时，为安排红4军政委一职颇费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挑选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他的性格古怪，个性强，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很难同他共事。他自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多搞不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考虑到红4军第3纵队政委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他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又表现出了一个政工干部的优秀品质，他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正是和林彪可以互补的好搭档。尽管不少人为此捏了一把汗，毛泽东还是毅然地任用了他。 早在红军第1路军成立之前，彭德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已经于6月上旬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主持红5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8军，以红5、红8军组成工农红军第3军团。由彭德怀担任红3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红5军：军长由邓萍兼任，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下辖：第1师，师长李实行，政委侯中英。第3师，师长彭鳌，政委谢翰文。 红8军：何长工任军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义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下辖：第4师，师长黄云桥，政委黄克诚。第6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 红3军团共计1万余人。 彭雪枫，乳名隆兴，学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2年辍学，到北京投靠在冯玉祥第一师任秘书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读书；1926年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因经济无援辍学，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为彭雪枫。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了红5军。 且说在此一时期，湘赣边的红4军前委和鄂西红6军前委在洪湖苏区举行联席会议，两军组成工农红军第2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兼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 红4军改称红2军，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委，张应南任参谋长。 红6军，旷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 红2军团共1万余人，5000余枝枪。 在此一时期，根据中央指示，还成立了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曾山、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李文林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向广昌集中的训令。训令说： “1、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亡各达10余万，蒋逆亦负伤。张发奎的桂系军队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2、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就在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1路军从汀州出发，浩浩荡荡北上，向长沙挺进。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疑虑的心理决定了他率领红军在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的决定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方针。 毛泽东、朱德率部来到于都县银坑，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毛泽东听说距此地不远处的平安村有一个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后方保管处就设在这里。于是，他决定前去看看。 竹篙寨地处于都、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围石山环绕，千姿百态，风景十分迷人。在众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远远看去像1根长长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当地群众以此名之。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竹篙寨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山腰，径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 担任看守大溶洞任务的是赤卫队员谢思中，这位憨厚忠诚的庄稼汉子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一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只见有两位老红军漫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长长的脸，两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长着一颗痣。后边那位，四十多岁年纪，个子稍矮，腰扎武装带。高个子问谢思中： “同志，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谢思中手握乌铳，反问道： “有证明吗？” 矮个子说： “对不起，我们忘记带了。我们只是到里头看看，不拿一件东西。” “不行！没有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谢思中说罢，转身关上石门，眼看着那两人转身离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谢思中看见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洪昌高陪着那两个人又来了，看样子，洪主席对他们还挺尊敬呢。 正在谢思中诧异之时，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着那两个人向他介绍说： “这就是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来这里视察工作，你怎么把他们挡在洞外呢？” 毛泽东见谢思中有点不好意思，就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同志，你做得很对。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这样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发扬。” 谢思中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高兴极了，立刻点亮了马灯，在前边带路，将毛泽东3人领进洞内。大溶洞内凉气袭人，四周金钟倒挂，还有不少石笋、石台、石桌、石鼓。洞内深处昼夜奔流的地下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这竹篙寨大溶洞确是一个好去处，整个山洞面积多达700多平方米，东南西北各有1个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狭小，洞口外又是悬崖绝壁。唯一可供出入的东口，石门也是又窄又矮，人要进出也必须低头弯腰。大溶洞犹如一个天然碉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毛泽东观看了一遍，说道： “竹篙寨石洞面积大，能住上1个团的兵力，这里水源丰富，若把粮食和燃料运入洞内，可以和敌人作战一两个月。这是建立后方仓库的理想之地。” 后来，于北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区后方保管处”改名为“中央后方保管处”。 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向长沙进军途中，吟出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入党，1928年7月参加领导平江起义，任红5军14师2团党代表，在平江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1929年任副师长，后任副军长，1930年春调任红6军军长，在兴国一带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黄公略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 此时，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在向南昌、长沙进攻中，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作为右路军配合红军第1路军主力进军江西。 6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中说： “本委员会为接受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2、第3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红1路军所属各部，按时在广昌集中。 当红军各路部队纷纷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闻讯后，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到江西，加强防守力量。 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根据地，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毛泽东、朱德不久就得到情报，国民党军邓英部主力正集结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数兵力；于是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樟树。 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路军《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命令说： “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5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 毛泽东、朱德颁发了一个部队推进计划表。 随后，红1路军分为右纵队、左纵队、总预备队，向樟树前进。 7月20日，1军团进入永丰城。 是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朱德发出第2期推进计划表。 据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调任为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且说红1路军继续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有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红1路军顺利击溃，大部就歼。 7月22日，红1路军在麦斜村进一步了解了敌情，毛泽东等人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国民党军的主要配置情况：抚州地区有朱耀华的1个旅，吉安北阜田地区有戴岳1个旅，南昌地区有1个旅的两个团，而且是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是能机动的。而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毛泽东、朱德发出进攻樟树的命令，要求红军要奋力夺取樟树。命令说： “樟树镇现无白军。南昌府有敌炮、工、特务各1营，警备、补充各1团，有进至樟树顽抗我军之可能。” 7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改称红1军团，红6军改称红3军。决定把红3军政委陈毅留在赣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在陈毅去任后，由毛泽覃代行红3军政委职权。 此时，由赣西、赣南、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的以胡少海为军长的第20军及第22军，编入了红1军团建制。 红1军团在兴国召开了誓师大会。 在7月24日这一天，红1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 红1军团占领樟树后，下一步怎么行动？按照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应该直趋南昌。 此时，红1军团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发动进攻，进行攻城战斗。但是，毛泽东、朱德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他们为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召集前委在樟树召开军事会议，对敌我形势和军事部署进行讨论。 毛泽东认为南昌城工事坚固，不易攻克。因此，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城，部队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向南昌对岸挺进，只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在实际上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朱德后来曾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1军团的影响较小。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