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2章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 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 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 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话说正当红4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国民党军开来2团兵力围追红4军，毛泽东、朱德立即将红4军第1、2、4纵队集中行动。 1930年3月底，红4军攻克大庾县城。 毛泽东在大庾城省立第14中学，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接着，毛泽东又在大庾城吉安会馆，召开南康、南雄、信丰、大庾、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4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主力，越过大庾岭，向南雄进军，打败敌军吴文献部两个营后，进占南雄县城。 此时，从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来看，广东东江西北的7县——玉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焦岭、大埔的红色区域，已经与寻乌的红色区域相通；赣南4县——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原有的小块甚至是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也有逐步扩大到信丰等地的可能。而信丰地处赣西南中部，东面与安远接壤，西面与广东的南雄邻近，如果打开信丰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就可以直接促进南部的龙南全部、定南和西北部的南康、南雄等邻县，举行农民暴动。创造和发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打开和闽粤赣根据地的联系。 可是在4月3日，以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发给红4军前委一封指示信，下达了《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 原来在1930年3月，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问题。此时的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李立三在《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中指示说：党的总任务是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而红军正是实现这种前途的“直接动力之一”。因此，“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种中心城市，以“扼长江中枢的武汉之更有意义”。 李立三在指示信中批评红4军说： “‘造成粤闽赣3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途，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指示信还批评红4军武装农民、发展地方武装的策略方针是“不自觉地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指示信要求红4军要“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要“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使红军猛烈地扩大，实现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 此时的毛泽东尚不知道李立三的这一指令，他正在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 4月7日，毛泽东率部由南雄继续向信丰进军，在途径梅岭时，红4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问毛泽东： “有何消息？” 骑在马背上的毛泽东，边行军边观赏梅山的秀丽景色。梅岭自古多梅树，唐代便有：“南枝落，北枝放”的说法；唐代李嶠在《鹧鸪》中说“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清朝人陈世濤的《庾岭吟》中有“北枝未放南枝开”的诗句。毛泽东由景想到诗，由诗想到现实国内的南北局势。他听李力一突然一问，便随口答道： “有！”他用马鞭一指山南，说：“南枝先开。” 接着又指向山北说： “北枝后放。” 4月9日，毛泽东发出攻打信丰县城的命令： 由林彪率领红4军第1纵队攻打南门；由政委罗瑞卿等人率领第2纵队攻打北门；第4纵队攻打西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红4军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吴兆丰。 第二天，毛泽东在信丰城亲自主持召集红4军负责干部，开了一天会，他部署部队：立即开展群众工作，首先要深入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的群众。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 毛泽东同时指示说，要动员群众把城墙拆掉一部分，为以后攻城减少困难。 由于负责这项工作的红4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经验不足，工作一时深入不下去。几天后，毛泽东就亲自领导发动群众、分粮分田的工作。于是，这项工作很快地就开展起来了，并顺利地建立了信丰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 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了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这是红4军司令部接连发出的第8号训令。训令说： 红军作战在武器上不如敌人，全凭着沸腾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的奋勇猛进。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打几场恶仗。同时，红军没有制弹厂，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没有强健的体力，纵有百分的革命精神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悉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 训令要求红军早操时间多做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如单杠、吊绳、秋千、吊环、爬城索等，实行器械体操。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举行射击比赛。 在红4军、红6军的相互配合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经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赣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第一，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少先队都能正常下操，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维埃政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增强，无论3岁小孩，80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培训班以及特委、苏维埃政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圣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所谓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 在闽西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农村里，由于“封建剥削取消了，农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农民不须再靠挑担为生，得尽其劳动力去经营土地；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村村夜不闭户，野无游民；水利大大畅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资本购买而增加，田禾异常丰收，一般说来比上年可增加百分之二十。这证明了土地生产在封建束缚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1930年春，恽代英到闽西根据地视察后，他写下了《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和《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两篇文章，热情地赞扬：“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闽西10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 再说在1930年4月间，毛泽东在信丰针对第1纵队教导队中存在的问题，向教导队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极为生动的讲话，着重阐述了红军官兵关系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他说： “红军官兵都是革命同志，完全不同于白军官兵关系。你们现在是教导队的学员，结业以后回去当长官。长官同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骂人。” 毛泽东以婆媳关系饶有趣味的比喻说：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4月16日，红4军政治部为了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在赣南会昌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 《纲要》根据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对红军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就红军宣传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具体作了18条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宣传员的职能之一是深入社会调查：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4月17日，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徐复祖率领矿山暴动的300多名赤卫队员，开赴会昌参加红军。 徐复祖在陈家祠找到了毛泽东。他刚进到屋里，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就静静地等候。毛泽东发现身后有人，转过身来，问道： “你是……” 徐复祖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马上起身倒了一碗水，递给徐复祖，说： “早就听说盘古山有个徐复祖，组织过多次暴动，地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介绍介绍情况如何？” 徐复祖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盘古山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最近火烧黄坑的战斗经过。毛泽东认真地听完后说： “你们这次行动准备充分，战术运用恰当。我写篇文章，将你们的斗争经验介绍给其它地方的同志。”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 “盘古，盘古，盘古开天地，名字老了点，叫仁风山如何？” 徐复祖说： “那好哇！山下有个仁风圩，是上下山的必经之路，把盘古改为仁风，当地群众不会感到陌生的。” 毛泽东说： “为了便于邻近各县革命力量的联合，可以将盘古山特委改组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县特区委。以盘古山赤卫队为基础，建立红军22纵队，利用山区的有利条件，在边界开展土地革命。” 徐复祖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当天就从红4军中抽调了4名干部和一名司号员，协助盘古山特委做好这两项工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安、于、会、赣4县特区委和红22纵队很快就在陈家祠宣布成立了，徐复祖任特区委书记兼纵队政委，谢海波担任纵队长。红4军还向红22纵队赠送了48枝枪和1000多发子弹。 4月22日，徐复祖、谢海波率领红22纵队回到盘古山，开展反土豪劣绅、反山霸的斗争。毛泽东也在这一天晚上，在陈家祠的豆油灯下，伏案写出了一篇专门介绍仁风山斗争经验的文章，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4月底，毛泽东率红4军按前委原定计划，又经会昌筠门岭到达江西寻乌，消灭了寻乌澄江的地主武装。在寻乌的一个小镇子里，红4军与当地古柏领导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红4军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号人参加。毛泽东讲了形势和对策后，让大家讨论，献计献策。在讨论中有一位干部站起来发言说： “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党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 他这一引头不打紧，会场里顿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趁机高喊：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曾志听着大家的议论，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她听到如此强烈的呼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发了。只见她腾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反对军队有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毛泽东见曾志说得太过分了，十分气愤，就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曾志说： “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吗？”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气，都不吭声了，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曾志虽然仍是气呼呼的，却也不敢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们说话，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随声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见，再也不说留下她们的话了。 此后，红4军分兵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逐步地扩大红色区域的范围。 1930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指导寻乌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 此时，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指导下，一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提倡组织集体农场，实行集体生产，在党内还展开了反“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仔细地研究了寻乌的情况。他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与广东梅县之间商品、物资的一个集散地，只要明了这个县的情况，对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明了，而它对于全部了解工商业状况和中国的富农问题也有作用，对于有计划地帮助寻乌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把红区从寻乌推广到邻县，从而巩固和发展赣南革命根据地，沟通和推进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等，都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寻乌亲自进行调查。他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对寻乌城的概况和知情人士作了一番初步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结识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人。 郭友梅是万安县人，12岁就来到寻乌，已经47年了。他做过寻乌两任商会会长，是城里本钱最小的一个杂货店的店主。范大明51岁，是城区一个饱经风霜的贫苦农民，现在是县苏维埃委员。他们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实的盛衰荣辱情况，十分了解。 毛泽东正是在调查中，写下了《调查研究》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主要是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毛泽东写道： “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那是非错不可的。” “我是要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敦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去研究个别地方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容易了。倘如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事当前，不去调查它的实际情况，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很快印成小册子，在红4军中和革命根据地内传阅。 毛泽东在寻乌不仅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城镇，同时又调查了农村。 几天后，毛泽东离开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搬到县城南门外马蹄冈一栋坐北朝南的石砌楼房里居住，在这座楼上的中厅里，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寻乌调查。 在这个中厅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宝盖灯；中厅的中间放着两张八仙桌，桌上放着接待客人的茶壶茶碗，四周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和椅子。 那些参加开调查会的客人，每天都准时来到中厅，一共有11人。其中有过去在衙门管过钱粮、现在已经失业的小官吏赵镜清和城郊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以及郭友梅、范大明，这4个人是经常来参加调查会的。此外，还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干部、教师、店员和60多岁的前清穷秀才郭清如等，也定期参加调查会。这样，参加调查会的人各行各业、年老年少的都有，更使调查全面可信。 毛泽东深知，那种“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挂狗肉账”式的调查，用处是不大的。因此，他的这次调查搞得非常详细、具体、认真。 毛泽东在开调查会时，坐在中厅的一张八仙桌旁，其他人都聚在宝盖灯下，围坐成一个半圆。他亲切、谦逊地接二连三发问： 寻乌城里有几家工商业？商业、手工业店铺各有多少？各个行业老板的姓名，是土商、还是客商？雇了店员没有？本钱多少？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怎样？到会人员就一边屈着手指报名计数，一边同别人小声商议，努力把毛泽东要的材料说得更准确些。 毛泽东始终口问手写，一条条、一件件细细地问，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他碰到听不懂的土话，就请古柏“翻译”一下，遇有疑义的，就给时间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调查了47家商店、94家手工业店铺，内容非常广泛：从寻乌的历史到现在的盛衰荣辱，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到政治经济，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以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等。毛泽东对每一个问题，又调查得细致入微。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他就调查了17个问题： 1、分配土地的方法；2、山林分配问题；3、池塘分配问题；4、房屋分配问题；5、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6、城郊游民要求分田；7、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贴；8、留公田问题；9、分配快慢；10、一个“平”字；11、抵抗分田的人；12、原耕总合分配；13、暴动在分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14、非农民是否分田；15、废债问题；16、土地税；17、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这次调查会一共开了十多天，光毛泽东写的第一手材料就有近10万字。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进行调查，收集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材料。 在端午节后的第2天，毛泽东又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调查总结会。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 这次大型会议，整整开了2天。毛泽东问了大家100多个条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细致的还是寻乌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如水陆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婚姻等等都问到了。 毛泽东通过调查，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1、制定了限制富农的政策。2、制订和检验了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政策。 寻乌的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他们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从这个区移到那个区不赞成，就是从这个乡，移到那个乡也不赞成。毛泽东生动的描述说：“‘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另外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地方去，也同样是经济理由。毛泽东说：“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3、解决了对城市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 就在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却受到了中共中央更为严厉的批评。 欲知毛泽东受到何人批评，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留下的史料中最详实的一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堪为负有领导责任者的范本。 |
